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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第1页）

一、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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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法先生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清末十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了统计并列表说明，共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社团668个，其中1900—1904年间成立的仅37个（含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和留学生及流亡者的组织）。

这与实际数字相差较大。

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

[1]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而上一年仅为506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

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育会55个，3年后增加到115个，翻了一番。

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

[2]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大大超过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已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上述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大都组建于此后。

但是，戊戌维新派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以及此后开明士绅的民间结党自救倾向，也是推动新式社团大量涌现的重要动因。

变法失败后，外有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组织，内有正气会、中国议会对士绅的吸引聚合，戊戌学会的精神命脉得以维系。

清廷恢复新政后，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

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中外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世界学报》、《大陆报》、《选报》等几十种报纸杂志的报导，1901—1904年间，江苏（含江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

由于上述各报大都创办于上海，内地省份的信息不畅，因而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但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各地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景象，并为具体分析提供必要的论据。

从不同视角观测，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社团组织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社团的区域分布，详如下表：

1901—1904年新式社团分布表

即使考虑到统计缺漏等因素，这一分布也与当时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趋新势力的活跃程度相吻合。

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而且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组织联系。

从强学会、正气会、中国议会，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会、国民总会、对俄同志会、争存会，宗旨方针因时而异，人员组成却有一脉相承的继替关系，一些骨干成员往往在前后相继的几个团体中扮演主要角色。

如叶瀚先后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中国教育会温和派领袖。

这些团体虽然多数集中在省会和其他大中城市，但在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向府州县镇等基层社会延伸扩展。

如早期民办教育会系统，不仅在上海、杭州、苏州、南昌、福州、成都、济南、广州、保定等城市设立总会，在各府州县也设立了不少分会。

湖北不缠足会成立后，很快发展出分会20余所。

有些基层地方还独立组建了社团，如金华、绍兴、赣州、湖州、九江、常州等地的教育会，就是由当地人士发起，结合本籍旅外人士组成，开始与省垣的教育会没有统属关系。

在一些开明进步人士聚集的乡镇，如江苏的同里、黎里、震泽、陈墓，浙江的埭溪，广东的西洋堡等地，均组建了若干不同类型的社团。

上列271个社团中，127个设于各大都市，州县以下62个，其余则设在中小城市。

其次，从功能上区分，其中教育会21个，不缠足会34个，演说会25个，体育会17个，学生会26个，爱国团体17个，科学研究会18个，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个，妇女团体16个，实业团体17个，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师范研究会5个，宗教性社会团体1个，其余为混合型，几乎涉及各个领域。

各种新式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显示出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大变动。

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益明显，小群体意识普遍增强。

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有必要以团体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意愿。

在社会公众生活中，不仅让其他群体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本群体的态度要求，而且使本群体在公众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