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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大团体（第2页）

3.朱和中本人早年所写《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一文，对同一事情的记载大不相同：孙中山“问予等将来成事之方略，予答以改换新军之头脑，由营中起义。

先生不肯信，谓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自为之。”

他还要求改革会党条规，“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

[8]。

非但没有轻视知识分子之意，反而主动提出以学生为主导。

其他当事者如贺之才等人的回忆，也仅涉及如何使用新军与会党的分歧。

当时革命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华侨、会党和知识界，孙中山既然打算组建新型革命团体，实行民主革命，依靠知识分子便是他唯一的选择。

1905年7月，孙中山抵日，在留学生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积极联络，组党活动进展顺利，甫一月而同盟会宣告成立，除甘肃无留学生外，各省均有人加盟。

孙中山7月19日方到日本，在横滨逗留数日后转往东京，7月30日就召开筹备会议。

短短10天内取得如此硕果，除留学生众望所归外，还有具体原因。

首先，孙中山组建大团体的主张，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愿望契合。

1904年年底，上海《警钟日报》即呼吁“增进国民之程度，鼓舞其民气，统一其主义，同心合一，团结一大团体，以养成我国国民共和政体之资格”

[9]。

1905年6月，秦力山撰写《说革命》长文，探讨革命的宗旨方法，特别强调立党设总机关的重要。

他说：“吾国二十世纪劈头一大杀风景事”

，便是“昔有党而无人，今有人而无党”

。

如果“革新之运动，不能一致而群策群力，则效力恐终难望也。”

在列举无大团体的种种流弊后，他进而指出：“故支那人不欲新其国则已，若欲新其国，则决非联为一致不可。

若欲联为一致，其非有一国民总机关不可。”

呼吁抓住“千载一时之机会”

[10]，立党救国。

这些言论表达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共同心声。

其次，孙中山对于争取留学生不仅有所部署，而且身体力行。

1903年他即嘱托马君武、胡毅生等“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11]。

到日本后，又在东京、横滨两地连续会见留学界各方代表，发动争取，使组党工作加速进行。

再次，程家柽等人的大力协助。

两年前他们接受孙中山的委托后，即开始联络发动。

胡毅生在广东学生中将孙的“言行介绍于众，众皆兴奋，渴欲一见。”

[12]马君武对广西学生，程家柽对两湖学生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也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