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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第1页）

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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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给四民社会中的“士”

下了一个界说，即“学以居位曰士”

。

这里的“位”

当然包括士向“大夫”

的发展路向，同时也意味着士在基层社会中的核心地位。

从孔子以来，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士治”

的秩序：不仅因为各级“大夫”

多从士来，由于小政府的传统，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自治，起着关键作用的乡绅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

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实际的。

郑振铎曾说，中国传统的“治人阶级”

分为直接统治者（约指皇帝）和“帮治者阶级”

，后者便是士人。

[1]但“帮治者”

在“通上下”

时亦有其立场，即“公正绅士”

须同时具有“地方观念”

和“国计民生思想”

：应当“思为地方除害，俾乡村人民受其福利”

；而不能“借势为恶，婿官殃民，欺贫谄富”

。

[2]若其交通官吏，夺民之利，乃是苛政之“帮凶”

，已失“士治”

之本义。

当清季学外国图富强，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时，不仅会与民争利，且呈现出变“士治”

为“官治”

的倾向。

唯因当时学西方立宪，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

。

中外新旧两种“自治”

的对立一面是明显的，却也有着未必是主动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