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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分裂之后 为他人作战场（第2页）

论争时，双方的主将张君劢和丁文江均于1919年随梁启超西游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其所观察到的，以及其所援以为据的，其实多是西人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不同反省，只不过将战场移到中国而已。

论战中张君劢一方相对更具“东方文化”

意味，但丁文江在其第一篇反驳文章的一开头，就点出“玄学鬼”

的西来性质，明确了这实质上是一场西与西战。

中国作为西方观念的争论战场自有其重要意义，西人自身的不同反省在中国的重演（或引申）正好凸显了“西方”

这一整体形象在中国的分裂。

[4]

“赛先生”

虽曾受到挑战，但其地位基本稳固。

相比起来，在激进的世风下，另一五四人特别注重的“德先生”

在民国初年的经历就远没有那么顺利。

伍启元在30年代初观察到：“科学虽是受过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的走入中国所有的青年的脑海中。”

然而“‘德谟克拉西’在中国的地位怎样呢？现在执政者不肯欢迎真正的‘德先生’，一般人民正在用怀疑的目光去注视‘德先生’，有许多人正大声疾呼的反对‘德先生’。”

[5]这正是北伐后《新月》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关于“人权”

论争的语境。

那次论争很能体现“西与西斗”

的特色，两造的思想武器其实多为西来，国民党虽已绝俄，其统治方式可见明显的苏俄影响；而《新月》派的基本主张当然是西来的，他们的目的其实仍是怎样在中国推进“德先生”

。

伍启元指出：当时胡适正是“完全站在西方文化学者的地位来讨论人权，介绍和宣传‘德谟克拉西’”

。

因为“科学在中国可算是成功了，但‘德先生’在中国处处不及‘赛先生’”

，故胡适是“抱着介绍‘赛恩斯’时的精神来介绍‘德先生’”

。

综观那次人权运动，“若果说他们是反国民党，毋宁说他们是介绍西洋文明的‘德先生’”

。

“九·一八”

之后的“民主与独裁”

之争是“德先生”

遇到的又一次挑战，论战双方皆以西洋留学生为主，我们如果考察他们的观念，同样具有明显的西与西战性质（详另文）。

如果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巅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

《新青年》同人在后五四时期的分化正可从“西方分裂”

的角度观察：早期的《青年》或《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故胡适敦促大家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各种人也还大体能结合在一处。

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

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

故学界思想界均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

尊西的新派出现这样的社会区分当然影响其整体的实力，陈端志注意到，自新文化运动分裂为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后，中国文化思想界就“失去了重心”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