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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烈反传统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色之一（第3页）

的结果。

1904年刊于《扬子江》的一篇署名文章充满希望地说：“有新国家必有新国政，有新国政必有新国民。

20世纪之新中国，其民族能铸成一特别之天性，光明于全球大陆，而不为人类馆参考玩具、不为演说家诋谇材料者。”

也只有接受民族自治观念这一“大影响”

，才能成就此“大价值”

。

[7]可知当时刺激中国人最深的，正是中国已成外国“人类馆参考玩具”

与中外“演说家诋谇材料”

。

那时一般言及民族主义者，均知强调民族的固有“特性”

；此文作者则颇有前瞻眼光，试图遵循“自治主义”

以“铸成一特别之天性”

。

故爱默森以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民族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中生出，就是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

[8]前者回向传统，从历史中寻找昔日的光荣；后者面向未来，从前景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殖民地人因传统已面临被打压殆尽的情景，而前景实不容乐观，故一般更多地回向传统；在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的所谓“半殖民地”

（或孙中山所谓“次殖民地”

）国家，士人似乎更倾向于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

上面所谓重新“铸成一特别之天性”

，即是在“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

层面来重建“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

。

“回向传统”

和“面向未来”

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同时存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争，正可从此角度思考。

一般而言，在所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之时，过去和将来都不仅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而且当下就提供对现实的某种回避，因而都有相当的吸引力。

既然中国的过去已被“证明”

不行，而现状又不佳，“有所变”

的确是那时多数人认为唯一可行的取向。

伴随进化论而来的“优胜劣败”

说固然使很多人不舒服，但人类在不断进化这一规律本身，却让中国士人看到了希望：正因这是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文化的“野蛮”

和“低劣”

只能是暂时的（梁启超提出的“过渡时代”

[9]观念受人欢迎处也正在此），中国必然有发达的一天，西方不过是先走一步，此时暂处前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