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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第1页）

一、论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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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关于道德价值判断之起源的探究堪称寥寥。

在少得可怜的探究之中，尼采把怨恨看作道德价值判断的根源。

尼采断言基督教的道德，尤其基督教的爱是最精巧的“怨恨之花”

。

这一论断当然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较之同类的探究，他的探究毕竟涉及最本质的问题：

可这是个大事件：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他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

不是的！

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

即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

拿撒勒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

——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吗？这**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

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

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

，对“他人”

，对“非我”

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

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的却更多。

在那儿从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一种审慎、狡猾、轻微的耳语。

我觉得他们在说谎，每个声音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软，他们说，无疑软弱应当被当作功绩来称赞——您说对了，他们正是这样。”

——“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

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被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

’）。

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1]

这大约是尼采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命题中最重要的段落。

我们在此暂且不讨论怨恨与基督教价值的关系，以便先深入讨论这个词所描述的体验单位。

我们简要地用实事的特征表述或描述来代替给怨恨下定义。

怨恨是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

这种自我毒害有一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

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