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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的精神举止或哲人的理念（第9页）

这里我想附带指出，尽管我们运用探讨价值存在和存在认识的一切方法都能证明价值给予性优先于存在给予性，但也绝不能因此得出，相对于存在而言，价值拥有自在的先验性。

这里，“就自身而言为滞后之物”

，“对我们来说同样还是超前之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支配存在和认识关系的普遍原则。

换言之，由于一切性质都“具有”

先天性的实际存在，而这又是一条明摆着的命题——不管一切性质是否还由其承担者所给定，也不管它们如何遵循建立在其内涵之上，并本质上为它们所特有的秩序，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今天仍然有效，而且必须生效。

尽管如此，根据价值给予性相对于存在给予性的特权仍可得出，对绝对“存在”

的可能理解还间接地受制于某种“道德前提”

，而该道德前提是自明性的价值给予性依据上述命题自行重新设置的。

价值给予性越是这样做，价值相对性就越弱。

所以，我们既在价值与存在之间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同时也运用这种关系把理论与应该联系了起来。

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相对于一切善良的态度、愿望和行为而言，显而易见的价值给予性在客观上具有优先权（因为只有公开所求之善，加上客观之善，方能称为完善）。

但相对于客观向善的欲望和态度而言，显而易见的价值给予性同时具有主观的后验性（Aposteriorit?t）。

此外，相对于一切存在给予性而言，显而易见的价值给予性具有主观的先验性。

而价值本身相对于实际存在而言只有描述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交待一点，即无论对于我们所有的实践立场，还是对于我们所有的理论认识和思维来说，我们精神的特殊“情感”

行为方式都构成了共同的纽带。

只有通过这些行为方式，价值对我们来讲才有给予性；此外，这些行为方式也成了一切次要价值判断以及一切规范和一切应然存在命题的材料来源。

在情感行为的集体范围内，爱和恨是最原初的行为方式，它们包含并奠定了其他一切行为方式（如旨趣、感知、偏爱等），所以，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实践立场和理论立场所共有的根源，也是唯一能使我们的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最终统一起来，并永保统一的两种基本行为。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这种学说与我们精神中知性优先学说和意志优先学说迥异其趣，因为它认为爱和恨不仅优先于一切“表象”

方式和“判断”

方式，也领先于一切“意愿”

。

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这里丝毫没有要把旨趣行为、意向行为以及爱和恨的行为随便归结为奋求和意愿的意思，以为会把它们看作只是表象内容的变化，更属天方夜谭。

[6]

[1]不必作为“神学的婢女”

。

因为神学家之于圣徒，恰如哲学学者之于哲学家。

[2]所以，康德必然从逻辑角度区分出两种哲学定义，即哲学的“世界概念”

和“学院概念”

。

[3]有关于此，请参见我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的第一部分。

[4]《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Ⅲ部指出此原则对意义生理学和意义心理学上的某些事实群（Tatsagruppen），以及对生物界中的感官知觉发展史所具有的意义。

[5]在关于此及以下所述，请参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

[6]关于爱和恨与认知和意志行为之间的进一步本质关系，请参见拙文《认识与爱》；有关此问题的历史形态学，请参见拙文《爱与认识》；此外还请参见拙著《论同情感的理论与现象学以及爱和恨的理论与现象学》（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