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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感现象中的差异02（第4页）

孩子愈小，愈达不到独立的、有灵性的自我，本能的活动——作为女性繁衍后代欲求的继续——便愈明显。

正是在这一方面“最具有母性的”

母亲们的无休无止的爱抚，往往妨害着孩子心灵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她们努力促进孩子机体的生长，其结果却阻碍着他精神上的成长。

自然语言所称“猴子之爱”

者，指的便是这种爱抚、监护和无目的温存。

看起来母亲的这种纯然的——未加进任何爱的——本能仿佛要把孩子重新收回于提供保护的身体之内似的，难道不是么？真正的母爱在于消除这种倾向，目的是让孩子发展成独立生命，即让他慢慢从机体之暗室内走出来，逐渐升入意识之光之中。

母爱——像一般的爱那样——在于从其归宿（terminusadquem）理解孩子，而不是像本能那样从起点（terminusadquo）看待孩子。

关于母亲与欲求冲动的一体感、关于孩子变化着的要求和需要的讨论，只可以用来说明整个情况的本能因素。

但是，为说明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并非对于显示于表情现象中的变化着的需求和生命状态的经验式的理解以及再感知，促使母亲采取那些为抚育后代所固有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机体上的表征似乎只是为存在于母亲身上的生命节奏与孩子的生命节奏及表示其内涵的生命阶段之间更深一层的超验关系作出时限规定罢了。

比如，在母亲的**胀满乳汁，从而急欲排出这种节奏和孩子身上再次出现饥饿感的节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相适应的情况——同样，在母亲哺乳和孩子吸吮的满足欲之间也是这种情况。

哺乳和孩子饥饿这两种欲求的萌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才使母亲有可能根据孩子的节奏间隔掌握他的饥饿情况。

在某些尚鲜为人知的方面，她怀有某种类似有机符号系统的东西以了解她的孩子的生命进程，这使她比另一个人更深刻地“知道”

自己孩子的情况。

如果说，母亲在孩子发出哪怕最细微的响声时便会醒过来（这在发生其他哪怕更为强烈的刺激时是绝不会出现的），那么这响声的刺激几乎引不起对于孩子某种可以让人理解的表情的想象，它只是直接使一直活跃着的抚育后代的本能动作起来，这时才产生了感觉，这本来就应该作为理解的条件在此之前发生的。

因此，母亲可以从感觉推断病患的结局，这往往使医生感到意外；因此，母爱是“不可取代的”

——这不仅仅是由于强烈的切身利益的缘故，它为各个时代和所有民族保持着。

母亲和孩子之间那种潜意识的生命心理上的一体性并未因机体分离而完全断裂，所以，它可以通过已知的进行生命表达的身体符号系统建立起来。

柏格森将法布尔（JulesFabre）在其《昆虫的记忆》一书——一个精确描述本能活动的最丰富的宝库——中所引证的膜翅目昆虫、蜘蛛、甲虫的活动与“同情”

紧密联系了起来：它们蜇刺毛虫使之瘫痪（而不是使之死亡），以便将卵产在它身上。

这种蜇刺进行得非常巧妙和准确——一般而言，完全符合神经组织解剖原理和“使之瘫痪而不致死”

的目的，即便一位专门研究过毛虫神经组织的外科医生，也不会比一只黄蜂做得更好——而后者事先却毫无经验。

人们无法将各个步骤之间这种十分明显的对象感性联系、蜇刺部位之选在神经中枢——使毛虫瘫痪而又不致死，和黄蜂产卵等现象解释成一种连锁反应，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是遗传经验积累的结果。

这便是柏格森的全部看法，德利什（H.Drisch）在论及真正的本能时，也持同样看法。

在这里，前提无疑是黄蜂对于毛虫的生命过程占有某种原初“知识”

（从一般“占有某种东西”

之最广泛的意义上看）。

接着，柏格森试图用下面一段话描述这种“占有”

：

如果认为，黄蜂深知其牺牲品毛虫的软弱，因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情（从词源意义上看），那么情况就容易解释了。

毛虫易受伤害，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根本无需外部的感觉。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蜂和毛虫不是作为两个有机体而仅仅是作为两种活动而存在，是此一对彼一关系的具体形式。

[27]显然，在这里“同情”

的意义完全有别于“同感”

——因为这里的行为毋宁说是怀有敌意并利用外来者为自己的生命目标效力的，而并非“效力于外来者的”

，也不是再感知和理解。

这里所可能指的是黄蜂对于毛虫的生命过程和组织的一体感——一种对于发源于生命中心的、支配和主宰着黄蜂的神经组织及其躯体感觉的统一生命进程的一体感。

我也觉得，在发生这类本能行为时，许多组织之间存在着协调各行为阶段的明显的感觉纽结；可以设想，在这类行为中存在着我们在人类领域描述为真正一体感的那种东西之变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