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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调时代中的人102（第1页）

“谐调时代”

中的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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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什么国家，只要是为新的实力集团或阶级之间的谐调服务，都将不得不包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宗教习俗；都将不得不通过精神与心灵的内部调和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分歧。

由于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我已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基本的历史哲学：一种认为过去主要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另一种却认为主要是伟人的业绩；一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发生在带有一成不变目的性的“上帝安排”

的“限度”

内的事件的总结；一种因惧怕未来而赞美“过去的好时光”

，一种却是怀着末世论的希望、永远憧憬着那种断然否定过去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却是极为唯心主义的。

这两种哲学观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出来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阶级神话基础之上的逻辑范畴和意识形态，它们证实了，实际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

但是，谁若是想对政治有清晰的洞察，两种观念都得放弃。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骗的原因、把从属于某一阶级、把参与民族历史神话的创造所可能具有的影响考虑在内，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灵魂之眼上的蜘蛛网，人们才能认清现实，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袭下来的矛盾。

正因为这一点，对历史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

只要对人类、历史有着自己观点的“经典”

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片面的有神论还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下层阶级与那些已经开始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就会一直坚持着亵渎神灵的、终究不过表示“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

这样公式化的自然主义观念，或者会一直坚持着某种与之相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思想，去嘲笑大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束缚。

人们不应该自欺欺人，不该认为无产阶级大众重又会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重又信奉某种宗教，即使今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与绝望，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国家威信的日益减退，而使教会赢得不少势力。

基督教信奉纯粹精神的、创世的上帝，相信人类的堕落、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弥补原罪，并用这些来解释许多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如战争、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卖**等。

似乎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所有这些观点，就像关于人的经典观念及其变体一样，是专属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

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论仅仅来自于异教的东方君主大国，这一事实便证明了，这种有神论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家长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识。

把上帝视作“绝对精神”

（黑格尔）的泛神论也基本上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

只要上层阶级仅仅相信绝对精神的自发力量，绝对意志的积极和肯定的力量，不满足于精神意志对人类及人类历史仅仅起着“导向”

作用，只要上层阶级把这种信仰作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下层阶级也会一直坚持着关于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宗教及其权威只作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

各个阶级要在形而上学、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将只能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上帝的观念：它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命运决定论，以及对生存与生命的神秘冲动；这种观念同时把人视作精神动物和受冲动驱使的动物，并使人植根于一切事物的神圣来源中；它承认生命和自然对精神的完全依赖，也承认精神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依赖。

它把这种相互依赖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于这一对比的两个极端的；在那里，精神与生命、理念与力量达到了和谐，当然，这种谐调必须同时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不能脱离人类的行动。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体系的社会学，其目标是要把有关上帝、得救这种观念和社会模式、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在这一领域里，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种学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事实上，宗教观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从历史模式，甚至经济生产状况中直接产生出来。

不过，两者却由一条内在纽带——一种对于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维系得紧紧的，并同时难以察觉或辨认。

如果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存在，如果人类的总体生活中不是充满着和渗透着内在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而只会使之四分五裂。

只有那时，宗教才会应了马克思对其终极本质的错误断言而成为各种非精神利益的体现，也才成为为了某一阶级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种过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意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