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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象学与科学（第6页）

不言自明，哲学与科学的这些认识目的永远不会相互干扰，另一方面，同样明白无疑的是，哲学的认识目的要高与科学的认识目的。

因此，受数学规定的关于自然的机械论为我们提供的东西，就充实这门科学之基本概念的那些事实而言，实际上已经包含在这门科学之中了。

它们并非借助于某些知性的立法，或者通过某些“已处在主体中”

的知性形式和直观形式而从这门科学中挤压出来并“规定给”

这门科学的。

这些基本概念的直观质料也不像恩斯特·马赫以及纯粹象征主义学派如澎加勒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其他质料中被自由地选出的。

它们在任何自然感知建构关系中，甚至在一个生命环境的结构中就已经作为原初“被给予之物”

，因而也是独立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了。

我们用这些质料并且根据包含在它们直观本质中的并通过此本质而可被明察的原理来阐述各种特殊的机械论，但所有这些特殊的机械论都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构想，它们并不能切中或反映在事物“之后”

的某种东西，而只能在其总体性中提供一个“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原则上有可能为了某个可以随意变更的目的而不通过我们人和我们的实际力量，而是通过自由的，但生动的人格来运动自然和引导自然。

一个可能引导自然的计划必然不“同于”

那个须被引导的东西，或不是对须被引导的东西的反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计划必定不会只有一个，而是会有无限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另一方面，通过一个生物来本质可能地运动和引导自然，这样一个计划的想法显然不同于一个为某个特定的目的，甚至为效益的目的而由人设想出来的制作一个实事的计划，例如制作一间房屋、一座桥梁、一台机器的计划。

这里有着天壤之别——一个科学与技术的差别。

我们的计划本来就不是此在相对于人及其组织的。

它规定和划定了所有可能的技术性目的设定，因而它不是从某一个或某一组目的设定中产生出来的。

不是某个须待完成之事业的效益价值，而是包含在生命对自然之统治中的生命权力价值——它完全独立于为了这个或那个技术目的而对这个权力的使用——在引导着那个提出此计划的精神。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理解：通过这种观念而被用来服务于某个目的，或甚至被用来服务于效益目的的东西，并不是那个“给人以自由”

的“知性”

——康德将它错误地看作是一种“纯粹的”

和“先验的知性”

——，而是这个知性本身的从纯粹精神中的起源，另一方面，知性还起源于生命的本质趋向，即扩大它的环境，并在它最本己的运用权力之趋向的意义上来统治这个环境。

伦理学教导说：权力优于效益。

但伦理学也教导说，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权力，而只能是对真理的认识。

它还教导说，对真理的认识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的价值是一种比任何权力都“更高的价值”

。

但这里所谈的不是研究者的动机，也不是他的结果，即科学定律必须为真。

问题恰恰在于，“知性”

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不是“能力”

，而是力学物理学的建构用来阐述的那些基本观念和原理的总和，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的对象是如何产生的。

通过研究者来对知性进行主观运用，这种动机是一种伦理学的事情，而不是认识论的事情。

而问题恰恰就是：在力学本身之内为真的定律为何不仅提供在与它们的被给予性关系之中的真，而且还提供完全不同的东西；借助于这些定律为何能够单义地规定死的自然的所有现象和事实。

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作为个别科学的力学，而是力学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