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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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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的确切意思是: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不同门类的文化文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普遍的互文性关系,文化诗学不仅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而且将互文性研究视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也可以说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
简单说来,“互文本关系”
或“互文性”
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相互渗透、互为话语资源的现象。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指称任何一个事物都相关于其他事物这一复杂现象,为的是否定人们的习惯思维中因果观念的统治地位。
而所谓互文性研究视角实际上就是跨文本研究,即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的、比较的研究。
这里这种跨文本研究视角不仅关注不同文本之间在词语和修辞手法等形式层面的相互包容关系,而且更加关注不同门类的文本之间在文化意蕴、价值取向层面上的交互渗透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现代性生成、演变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学人放弃几千年的综合性思维传统而接受西方18世纪、19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分科研究方法的历史。
20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学术界各种前所未有的新学科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人们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凭着一部浅陋空疏、漏洞百出的“××史”
“××大纲”
开创了一个个学科,占据了一个个地盘。
这种科学主义的分科研究正如科学主义在其他领域的作用一样,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快速发展。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割裂了研究对象自身的整体性存在方式,人为地画出了许多疆域,导致研究的彼疆此界、支离破碎。
在《诗经》研究领域这种分科研究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人们按照西方的分类原则,将《诗经》研究归入文学研究领域,其他学科虽也不免涉及,但都是作为史料看待,绝不展开研究。
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倾向于对那些文学性强的“风诗”
和“小雅”
作品进行研究,而对“颂诗”
和“大雅”
之作就很少有人关注。
即使是受到关注的那些作品,研究者也只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的角度予以分析,所揭示的也仅仅是它们对于今天来说还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还远远不够。
从历史与文化史的实际功能来看,《诗经》是不可以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
《诗经》不是作为文学而被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它们与思想史、文化史、意识形态史乃至政治制度史有着比与文学史更为密切的关联。
这说明,文学史学科根本承担不起像《诗经》这样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不仅对《诗经》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即使对那些文学性更强的、作为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诗词歌赋,我们以往那种画地为牢式的文学史研究也只能在某些层面上给出有限的解释。
由于这类作品与其他文化文本之间同样存在互文性关系,因此无视互文性现象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
文学史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或研究范围不允许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否则就会被视为越界。
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只有打破了人为设置的藩篱,以更加宏通的眼光、采用跨文本研究方式方能有所进步。
我们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思路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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