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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西周意识形态建构与诗之功用（第1页）

上篇西周意识形态建构与诗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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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周初期的意识形态建构

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天下诸侯伐灭商纣，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定都于镐，史称西周。

周本是一个历史悠久，却地域狭小的部族，长期处于殷商的统治之下。

到了古公亶父、季历、季昌这三代手上，周强大起来，成为殷商统治区域内最有实力的地方政权，并受封为“周侯”

。

武王姬发在父祖打下的基础上一举推翻商政权，将中国历史推向一个灿烂辉煌的新时代。

伐纣胜利的第二年武王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执政。

周公是一位伟大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于民族性格的塑造方面起到过极为重大的作用。

他在创立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

后来孔子所创立的，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儒学，就是在周公政治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中国古代总是“周孔”

并称，他们被看作是儒学的两大创始人，因之也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缔造者。

孔子无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楷模；而周公却是孔子极为崇拜的人物。

我们甚至可以说，周公主持确立的“礼乐文化”

乃是与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的儒学；孔子开创的儒学则是与政治制度分离开来成为纯粹话语形式的“礼乐文化”

。

因此讲到儒学而不及于周公，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周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不仅是由于他个人高尚的才能和品德——尽管后世儒家都极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品德高尚、雄才大略的圣人，而主要是由于他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节点，又恰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可以理解的历史应该说是从西周才开始的。

所谓“可理解的”

指用后世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看是正常的、亲切的、较为熟悉的、能够接受的。

我们知道，相比于殷商社会来说，周代尽管在政治体制上与后世依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在文化观念上却与后世有着很密切的关联。

对于周人的所思所想后世比较能够认同，而对于商人的思想意识，后人却有明显的隔阂。

简言之，在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的努力下，周人在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创造。

从而使西周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源头，就像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一样。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的、文化的建设活动都是出于迫切的政治需要，或者说是对某种历史需求的回应。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使包括殷民和一同伐纣的诸侯国在内的天下百姓（主要是贵族阶层）承认并服从新的政权；二是周人内部合理的权力分配与政治伦理秩序的确立；三是使新政权在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实现更加有效的统治。

这三项政治需求被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概括为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意识形态建设。

前者的目的是使周王室成为比殷商更加合理、更加巩固的政权，从而对天下实现更为有效的控制；后者的目的是使这个新的政权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从而使新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周初的封建与贵族阶层的形成

周初的文化建设是与政治建设配套的。

在政治体制上西周建立之后所采取的一件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分封诸侯。

[1]武王伐纣成功伊始，立即封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于殷，又封弟叔鲜、叔度于管、蔡之地以监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