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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第3页）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

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

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

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

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

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

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

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

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往往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

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

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

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

的报道。

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

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

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

在“孤儿寡母村”

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消除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

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

。

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

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

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

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

。

“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

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