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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守门人的心态（第1页）

第二节守门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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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守门人是谁，无论是教会、民族国家还是媒介自身，守门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信息就像食品和药品，根据美国的《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管理法》（PureFAct）和大多数国家的类似法律，公众接收信息之前，需要审查和批准信息。

按照这样的推理，提供未经审查的信息，有毒害公众的风险，就像有毒食品或假药一样。

因此，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政府案”

（“SitedStates”

）中，霍姆斯[1]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撰写的一致裁决中说：“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的保护，不会去保护在客满的剧院里乱叫‘失火啦’而引起恐惧的人……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是，他说的话……是否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见Tedford，1985，pp.70-7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修正案》的坚强捍卫者，他居然把这个看似合理的标准，作为政府在传播领域行使的唯一的守门人功能。

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推理的错误。

1919年11月，在3月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

以后8个月，他就发现自己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政府案”

（“Abramsv.Ues”

）中成了少数派（和他并肩的只有出于同样好意的布兰代斯[2]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霍姆斯认为“愚蠢”

的传单，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见Tedford，1985，p.75）。

因此，霍姆斯先把守门人的门开一点然后又限制它的企图，刚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作为哨兵的《第一修正案》受到损害之后，美国媒介守门人的门就敞开了。

最高法院在20世纪继后的裁决中，一般都支持报纸和新闻界不受政府干扰的出版权。

最生动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文件案（PentagonPaperscase）。

最高法院一致拒绝尼克松总统企图限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请求。

尽管如此，广播媒介的命运还是要差得多。

因此，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了相当严厉的守门人角色。

它向广播电视台发放执照——这就是门票。

其标准是，广播电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

自从1933年的《联邦通讯法》以来都是如此（见Levinson，1997）。

我们在第七章里已经看到，1996年的《传播风化法案》企图把互联网的门守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