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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完整的中国经验 多元一体的夷夏阴阳互动（第3页）

。

[12]“秦汉规摹”

强烈的征服欲望是被儒家主流价值观所批判的，是“多欲”

的表现。

征服与占领的强势表达从来不是天下观念的主流价值，天下的一统更注重华夏世界在象征意义上的正朔、朝贡的实现，而非攻城略地、子女玉帛，这才是阴阳相安的待夷之道。

这样，“务安诸夏，不事要荒。

……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

[13]成为对外关系主导政策。

即使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突厥启民可汗上书要求“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

的华化要求时，也委婉拒绝，“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

，认为夷夏之别是天地固有之情势，不必强同。

[14]隋炀帝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选择“强表达”

。

从舞干戚以服化夷狄的积极进取的“强表达”

，到不以夷狄累中华的相对隔绝的“弱表达”

，华夏世界的天下里面，夷夏进退的掌控有一个宽泛的度可供选择，这种弹性对中国影响深远，华夏世界可以根据国力情势选用，回旋空间很大。

中国人讲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古人使用“辨”

与“防”

的说法，措辞下得谨慎而准确，强调的是消极性的“区分”

，而不是积极性的“消灭”

，是在描述一种双方动态的“势”

，它更突出双向性，更强调变化。

除了夷狄进而为华夏、华夏退而为夷狄的变化外，对于夷狄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宋人在官方交往中称契丹为“大辽”

，而内部行文则称之为“敌国”

，“敌”

除了敌人、敌对的意思外，还有相敌、对等的意思。

对契丹有相当了解的韩琦、富弼等有外交实践的官员都认为，古今夷狄不同，契丹、党项“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15]凡中国所有，尽皆得之，而且其所擅长还是中国所不具有的，这样的夷狄还是不是夷狄呢？宋人感觉到处于他们时代的“北朝”

和经典里面记载的夷狄不一样了，这和现代学者对第二个千年北方游牧政权的判断是一样的。

作为理性的政治家，富弼对契丹人“北朝”

的评论意味深长，一方面肯定要维护大宋对中国的专享，但也不得不看到辽国客观具有的中国特性，所以称之为“中国劲敌”

，既保留大宋名分，也顾及契丹的现实，这是宋人在正名上的苦心。

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宋国通报契丹将举行封禅大典，《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契丹报书：“中国自行大礼，何劳告谕？其礼物虑违誓文，不敢辄受”

[16]，据此似乎契丹称宋为中国，但《宋会要》保留更原始的记录，第一句是“封禅大礼”

，并没有称宋为中国，《长编》所据已经是经过宋人“润色”

的契丹报书，是为了强调名分上中国称号归属于宋，所以改写了报书文字。

其他传世文献中契丹等称宋为中国的情况，有些就类似于此，是出于宋人的润色。

皇帝为中国天子的专称，而宋、辽两国国书互称对方君主为皇帝，这表明宋辽双方都默认当时天下有两个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