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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道理很简单，浩繁的史料总得找一条“线索”

穿起来成文，最偷懒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政治正确”

的概念抓过来就用，连缀成文，看起来似乎还颇有“问题意识”

。

老实讲，我是未能免俗，但一边使用，一边深表怀疑。

我还是希望能表达出植根于本土，且符合时代语境的历史经验。

探寻时代的肌理不能从概念出发，毕竟第二个千年留存下来的史料，其内容的丰富和体量的巨大，如果选精集萃地使用，可以“支撑”

很多奇葩的论调。

历史研究中如何发现时代、地域、民族本身固有特性？师友的教诲让人受益匪浅。

阅读刘复生老师的著作给我带来巨大启示，刘复生先生是宋史名家，又在民族史特别是西南民族史方面卓有建树。

先生的著作建立在穷尽材料的基础上，极具反省性的史料辨析，清晰剖判族群的分合、迁徙、流变，在我看来一团乱麻的西南民族史，先生叙述得条分缕剖，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也在这种叙述中被清楚表达。

对民族史的兴趣，以及民族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套路，我都是受到刘复生老师的熏陶和教诲，一直对他高明的民族史料辨析、运用功夫，调动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手段探寻民族文化的能力充满敬意。

王东杰教授经常提醒我不要相信那些宏大叙事和现成概念，这使我坚定从个案、从细节去深描一个时代的厚度和气息。

《学术月刊》的周奇先生多年一贯主持“边疆中国”

论坛，至今（2018）已经举办六届，他认为“基于不同历史和语境的边疆族群历史和经验，需要改变那种将来自西方的理论简单直接地套用到东方各国历史与现实的状况”

，致力于推动探索一套出自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学术表达。

在这个论坛平台上，思想碰撞和交锋深化了问题的讨论，也令大家受益，本书的许多部分都在参加论坛时得到极好的修改意见。

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教授不断提供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的机会，很多问题和思考就是在调查中萌生的，而且没有达远兄热情的催促和鞭策，好多文章可能至今恐怕还是头脑里的想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先生宽忍我的“拖拉无序”

，促成本书出版，而他在网上读书平台上富有影响力的推介和谬奖，使我感到惶恐和压力。

正是多年以来师友间同气相求，往复探讨，热情鼓励，才使得散漫而又虚无缥缈的憧憬、兴趣得以“聚焦”

，变为文字，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供批评的文本。

真诚感谢师友们的教诲砥砺和鞭策鼓励。

教学相长，在与同学们的日常讨论中，我对认识问题的角度得以丰富。

王立博士及刘益民、秦光永、李飞、卢振涛、胡东东、徐阳等同学在史料覆核和纠正错别字上做了不少工作，对本书的完善起到很大作用，一并致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