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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派（第1页）

三、新文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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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北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

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麿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

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章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

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

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

[1]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

[2]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伦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

[3]新派的阵地，原在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

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且是迟到者。

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

。

[4]19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力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用代表。

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5]，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

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

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6]。

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

。

[7]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

。

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

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

，与胡适对抗。

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

，形成“法日派”

与“英美派”

抗衡竞争的态势。

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

。

[8]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

[9]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两派矛盾的作用。

双方在国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摩擦。

胡适十分推许本派后起之秀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则因顾与胡适亲近而颇疑忌之，胡适撰文交由顾颉刚在研究所的刊物发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