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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论与讲学（第1页）

二、议论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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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文科下设历史学门，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其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等。

[1]但是北京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开办历史学门，只是在预科及文学门的言语学类开设史学课程。

兼任（随即改哲学系专任）该校文科史学教授的陈黻宸，于1913年写成了《中国通史》20卷，分朝代依次叙述自春秋至清代的历史。

陈氏继编辑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后，曾在任广东方言学堂史学教习时，借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历史讲义。

[2]其《中国通史》很可能被用作北京大学的教学，至少是参考书。

夏氏的教科书本来是为中学而编，但后来多次再版，不少大学教师和研究者颇有好评，其分章节的编排体例一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旧貌，很长时期内无人可以超越，1933年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

1935年陈寅恪授课时评论当时坊间教科书，虽然认为夏著已经过时，但仍为“最好”

的一本，“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

。

[3]

夏曾佑的教科书自成系统，便于讲述，但其中牵强附会，甚至削足适履处也不在少数。

如果用作大学历史系的讲义，问题便无处不在。

除了史料处理的当否外，简单进化论的解释框架也不能令接受西学日益丰富的民国学人和学生感到满意。

1917年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于暑期后改革学制，文科增设史学门。

[4]其课程设置为：中国通史（陈汉章）、地理沿革史（张相文）、东洋通史（钱硕人）、法制史（陈汉章）、学术史（叶瀚），另有特别讲演中国史学通义（黄节）、人地学（铎尔孟）、《史记》探源（崔适）。

[5]相比之下，似较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章程规定还有退步，尤其是辅助学科的课程，除地学外，几付阙如。

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据说是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

的，讲中国通史大概也如出一辙。

注册在国文门但喜欢到其他门听课的傅斯年，那时尚未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受新思潮的鼓动，对社会科学尚不排斥，他写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的长文，针对中国学人写作史学教科书者多模仿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的分期，而后者实以远东历史为依据，并不适宜中国的情形，重新确立分期标准，同时指出史学“要以分期为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

。

他认为历史“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

，“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

。

[6]这与他后来治史的路径分别不小，并多少含有批评北大史学课程的意思了。

北大史学课程的状况并不符合先期设定，因此不能全面反映主办者的主观认识。

依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史学门课程分为通科与专科两类，前者包括历史学原理、中国通史、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后者包括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地理沿革、年代学、考古学、中国文明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欧美各国史、亚洲各国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

特别讲演则分为三种：一、以时代为范围，如上古、三代、两汉、南北朝、辽金元、法国革命、欧洲十九世纪等。

二、以一书为范围，如《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

三、以事件为范围，如中国人种及社会之研究、苗族之考证、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墨西哥交通中国之证据等。

[7]由此看来，办学者的主观认识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有所前进，只是限于条件，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