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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美 汉学专利（第1页）

三、欧美：汉学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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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动向截然相反。

欧洲“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

。

[1]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

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

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

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

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

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

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

[2]

中西思想界倾向迥异，在对法国汉学泰斗沙畹（E.es）逝世的反应上突出显现。

1918年1月，正当盛年的沙畹不堪战争环境的严峻以及友人被难的刺激，52岁即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

。

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其介绍沙畹的学行。

柏卜一面称赞沙畹“学极淹博，性尤谦逊，在欧洲一生精于演讲贵国历史美术文学，宣扬贵国名誉不遗余力”

，一面感叹“具有首倡此项演说资格”

的沙畹“天夺其寿，实我中法两国之不幸也”

，希望众多法国人士“步其遗尘，时来贵校交换智识，及贵国多数学生前往巴黎暨法国各省大学，研究学问”

。

[3]而当时正为推陈出新大造舆论的《新青年》，却对国粹派趁机鼓吹“东学西渐”

大为不满。

署名“冰弦”

（梁襄武）的《蔗渣谭》一文，为了反对国粹派引沙畹的“东学瘾”

之深以自重，对沙氏不免出言不逊：

嗟乎！

夏先生死矣，我固为好学不倦者哭。

然而夏氏其人者，决不出两途：尊之则为采译《春秋繁露》冀与《天方夜谭》齐名之某氏；卑之则直作公牍读八股试帖诵缅甸佛经之俦耳。

[4]

沙畹之死的不同反响，反映了思想价值与时势人心的顺逆正比关系。

尽管新文化运动者与欧美汉学家的文化取向表面不同甚至相反，真正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异域人士还是汉学专家，尤其是亲历其境的来华任教研究者。

当时北京的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数十人参加，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参与其中，胡适还担任过为期一年的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