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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学与研究（第1页）

三、讲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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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当在清华研究院结束之后。

在此期间，他的学问虽好，名气却不够大。

而一般人恰好是根据名气而非学问来衡量学者的地位，重耳学而轻眼学，学术界也鲜有例外。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据说王位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褎然为全院祭酒。

然事无钜细，悉自处于观堂先师之下。”

[1]而陈屈居末席，则并非由于他到校最晚。

陈的辈分较梁、王低，称梁为“世丈”

。

他所担任的指导科目，固然无人报考，就连主讲的两门普通演讲课程，能够心领神会者也是寥寥无几。

牟润孙这样描述道：

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

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

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

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

……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

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

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

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

……王、陈二人既然门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

据牟润孙分析：

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

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

[2]

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

。

[3]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

姜亮夫回忆道：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

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

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