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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嫌新隙（第1页）

一、旧嫌新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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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国学院的主干班底，几乎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

其矛盾冲突的核心，也基本因缘这一人脉关系而来。

1926年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加紧迫害进步知识界，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不安于位，纷纷走避。

新设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因为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兼职的林语堂移席厦大，担任文科主任，欲吸引人才以壮声势，趁机联络，结果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的一批北大出身者联袂南下。

厦门大学公布的国学院首批新聘教职员中，林语堂、沈兼士分别担任总秘书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树人、顾颉刚、张星烺，考古学导师林万里，陈列部干事黄坚，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图书部干事陈乃乾，英文编辑潘家洵，编辑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后二人外，其余均出身北大，直接与北大国学门有渊源者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容肇祖、丁山等五人。

[1]

人脉转移，矛盾随之。

刚刚半年，厦大国学院就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宣告解体。

其中的要因，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在其书信日记中记载和抨击较多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所谓“现代评论”

派。

相当长的时期内，循着以鲁迅为中轴线解释历史的框架，一方的陈述不仅是历史的证言，还几乎成了定案的判词。

尤其是在顾颉刚的背后牵扯上胡适这一条线，更演变成阶级与路线的生死之争。

近20余年来，随着观念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认识从两方面发生变化。

其一，对胡适的研究趋于客观，进而重新检讨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谈论较多，对他们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评介不足；而在指出他们分歧的时候，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又缺乏过细的分析”

。

论证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关系较好，互相敬重。

此后因政治观点相左，才逐渐疏离直到对立。

[2]

其二，重新肯定顾颉刚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并具体分析他与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

派的关系。

早在1978年，汪毅夫就撰文指出所谓厦大的“现代评论”

派势力，“组织上既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思想倾向上亦不如该派之强烈”

。

顾颉刚虽然自称佩服胡适、陈源，“组织上却属于《语丝》派，是《语丝》的十六名撰稿人之一，同现代评论派毕竟有所区别”

。

[3]

近年顾潮所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依据顾氏遗留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深入剖析了顾颉刚与鲁迅结怨的前因后果。

原来北京大学因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为了争夺权利，教授会分为英美、法日两大派系，经常彼此明争暗斗。

胡适、陈源等是英美派的中坚，浙江籍的三沈二马则是法日派的骨干。

周氏兄弟属于法日派，顾颉刚虽然身份上超然物外，职位却介乎其间，不免两面不讨好，得咎了法日派。

由于在北大时期的宿怨，加上鲁迅听说顾颉刚推重与自己矛盾极深的陈源，以及两人在待人处世和治学风格方面的诸多差异，共事于弹丸之地，人脉上又继续北大国文系的矛盾纠葛，鲁迅还缺乏容忍精神，冲突在所难免。

[4]

依据上述分析，厦门大学国学院冲突很难被视为有意义的思想政治斗争，至多不过是以派系矛盾为背景的个人恩怨。

相对而言，这样的看法较从前上纲上线的夸大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不过，新的解释仍存在若干不尽不实之处。

首先是关于具体史实的指认，一些人意识到突出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既不可能提到思想政治斗争的高度，反而有损于鲁迅的形象，或者从为顾颉刚开脱的愿望出发，都试图将鲁、顾矛盾降到次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