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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在争胜（第1页）

三、意在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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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王国维衷心佩服，在于后者的学问并世无双，其实两人在阅历、交游、政见、性格、处世、治学等方面，相去甚远。

胡适积极输入西洋文明，王国维则认为西洋人过度提倡欲望，“必至破坏毁灭”

。

[1]王对北京大学的新潮学风不以为然，始终消极应付北大一厢情愿的积极争取，不欲与之有所接近，“以远近之间处之”

。

[2]而胡适正是北大风气的重要代表。

但胡、王之间极少正面冲突，对于戴震哲学的分歧已是例外，责任还不一定由胡来负。

因为他已经事先就此与王国维交换过看法。

他避开《水经注》案谈戴震，除学术本身的制约外，不公开牴牾王当是顾忌的因素。

胡适对王国维的敬重一直持续到其身后，尽管他有时也善意地指出王早期关于词曲研究中的某些小错误。

但是从1934年起，他开始挑剔起王国维的学问来了。

他在评议郭沫若《谥法之起源》时，批评“今日学者之过于大胆，敢用未认得的金文来做证据”

，顺手将王国维牵出，认为其“用不全认得的古器文字之方法似尚有可议耳”

。

[3]1935年又对他人比较自己的著述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表示异议，认为不应太重相同之点，强调自己的看法是历史的，而王是艺术的，王的“境界”

说以及“隔与不隔”

，不如自己的“意境”

说和“深入而浅出”

讲得清楚。

[4]1943年重审《水经注》案前，胡适欲以王国维著《博士考》一文研究汉代经学变迁，“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

！

[5]重审该案后，胡适对王国维的批评似有日益增多之势，遣词用字也时有过当甚至逸出情理处。

如1944年2月1日他致函王重民，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形容戴案缘起，将王国维打入“吠声”

之列，以致引起王重民的不安。

虽然胡适本人曾颇费踌躇，搁置数日才寄出，但善于文辞如彼，若心平气和，找到恰当词汇当不是难事。

[6]如此一反常态，令人怀疑胡适自己也动了正谊之气。

而动气的缘由，显然不是220年前的戴震，甚至不是20年前的纪念戴震。

近来有学者指出：“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虽然有几分为乡先贤翻案申冤的动机，但是，他全力介入此案，用意实在比‘爱护乡贤’要深得多。”

“胡适的重审，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此过程中多次强调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胡适正是要借《水经注》这一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学术公案之重审，大力宣扬自己治学方法的。

也许这倒是胡适热心《水经注》案的更深用意。”

[7]此较乡谊说前进一大步，胡适本人就曾声明“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专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做侦探”

，而是要解说治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