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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第4页）

的，意指那种基于某一既定社会结构而产生的，反过来维护和巩固此一社会结构的思想观念系统。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拥有现实性品格而不具有超越性。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分分合合的转换过程，而这一过程总是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主体的身份意识密切相关。

在西周贵族时代，没有独立于社会政治系统的知识阶层，贵族既是执政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承者，知识系统与权力系统之间不构成紧张关系，所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是融为一体的。

春秋战国以降，士人阶层产生，这个阶层整体而言属于布衣阶层，主要承担着文化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任务，于是在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之间就出现了距离，从而产生了紧张关系。

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乌托邦精神就出现了：知识阶层由于不满于现状而产生超越现实的精神倾向。

除了法家之外，诸子百家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话语显现。

两汉时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士人阶层独立言说的空间被挤压殆尽，他们被迫变身为统治集团的合作者与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者，于是士人乌托邦与统治集团的思想互相磨合，最终形成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服务于君权统治，制定符合君权统治的社会价值秩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君权的制约与限制。

毫无疑问，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也与世界上任何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一样，都是以全社会、全体人民，甚至整个“天下”

的代言人面目出现的。

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文化霸权而存在的。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主流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其所维护的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趋于式微，从而被一种新的士人乌托邦所取代。

这种情况发生在汉魏之际及六朝时期。

玄学取代经学而成为具有主导倾向的文化学术，“无”

对“有”

获得优势地位等现象，正意味着士人乌托邦的胜利。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集团采取比较宽容的文化政策，士人阶层被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所感召，与君权积极合作，从而建构起了儒释道兼容并蓄的主流意识形态，士人乌托邦精神再度收敛。

而在唐中叶以后，佛学泛滥，颇有一家独大的趋势，因而激发起儒家士人捍卫并弘扬传统文化的雄心，从而导致了作为士人乌托邦的心性之学的兴起。

两宋的道学，包括理学与心学，大体上均可视为士人乌托邦精神之表征。

只是到了元明之际，原本作为士人乌托邦的理学被统治集团所收编，渐渐又转换为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也成为官方思想的代名词。

而明中叶以后心学的兴起，可视为士人乌托邦精神的重新崛起。

与乌托邦精神的超越性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品格。

首先，这种意识形态对现存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政治结构持肯定态度，并且极力加以维护。

例如，以儒学为主体的汉代经学对汉代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君主官僚政治体制是肯定的，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正是为这种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依据。

春秋公羊学所标举的“天人感应”

之说、“三世三统”

之说首先是强调君权的神圣性以及刘姓王朝的必然性。

东汉时期的《白虎通》所总结的“三纲五常”

之说旨在强调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关系的合法性。

正是由于经学对现实政权的这种深度认同才使得执政者通过立五经博士、设贤良文学、孝廉等选士科目等措施来赋予儒家思想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其次，这种意识形态还承担着规范政治权力、使之按照士大夫阶层所认可的既定轨迹运行的任务。

同样是“天人感应”

和“三世三统”

说，在宣扬君权的合法性、神圣性的同时，也暗含着严正的告诫：如果君主和执政者不能按照经学给出的规范行使自己的权力，违背了士大夫与君权之间达成的共识，“天”

的意志是会发生变化的，刘姓政权是会被别人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