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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第7页）

能够创作汪洋恣肆、华丽繁复的汉大赋的，可以称为“宫廷文人”

或“御用文人”

，而不是魏晋以后人们心目中的“文人”

。

只有当个人情趣，诸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的悲慨、“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的哀伤，或者“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的唏嘘叹惋之类的情感成为诗文主要表达内容时，才可以说是“文人”

出现了。

而“文人”

作为某些士大夫身上的一种新的身份，其产生的标志正是这种“文人趣味”

，换句话说，“文人”

和“文人趣味”

是互证的，此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证明二者的存在。

因为“文人”

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集团，文人只是一重身份而已，某些士大夫，在读书做官之余，渐渐产生了表达个人情感的冲动，而特定文化语境也逐渐允许用那些原本神圣的书写方式来承载微不足道的个人情感，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个人情趣的合法化”

。

这既是文人身份得以确证的标志，也是文人趣味产生的标志。

这一切都发生在东汉中叶以后。

两汉时期经学长期居于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此外便是为满足君主们好大喜功之虚荣心而制作的散体大赋，人们的个人情感长期受到压制，无法进入社会主流话语实践之中。

然而到了东汉中叶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是由于君主昏聩，外戚、宦官之间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松动，个人情感渐受重视；二是由于在为了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而与昏君、外戚、宦官所进行的争斗中，逐渐涌现出一批清流领袖，他们的人格为广大士人所崇拜，渐渐其个人气质秉性乃至癖好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影响所及，个人情感与个人之风神气度均开始受到重视，并进而现于诗文书画之中——这便是“个人情趣的合法化”

的大致过程，也是文人趣味产生的大致过程。

综上所述，文人趣味产生于东汉后期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是历史的产物。

正如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产生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对这一社会结构产生影响一样，文人趣味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首先，对于具有文人身份的士大夫来说，这种基于个体情感体验的趣味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空间，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从而为一种不同于经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新思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新思潮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的清谈及玄学与彼时士族文人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都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在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及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都有很好的揭示。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实际上玄学的产生与以个人情趣合法化为标志的文人趣味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人趣味的形成突破了经学思维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个体创造性获得认可等，这些都是玄学产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其次，对于汉末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构成来说，文人趣味的产生具有重要“阶级区隔”

功能。

从此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在精神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殊人群，他们虽然不拥有最高权力，也不一定拥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但他们却可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他们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方面具有高深造诣。

文人的这种造诣往往是数十年的磨炼方才获得的，不仅广大民众不可企及，而且许多宗室、外戚、功臣也无法望其项背。

这就使得文人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身份，成了一种精神贵族。

他们不仅可以借助各种诗文书画来自娱自乐，而且可以借此来提高身价，在社会上获得优势地位。

最后，文人趣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某一时期在许多士大夫那里不约而同形成的，因此这种文人趣味必然会具体化为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必然会导致文人交往与活动场域的形成。

各种文人场域的形成对社会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会大大促进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形成、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