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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艺思想的综合性研究问题（第2页）

尽管我们的确还可以从几千年前的文艺作品中感受到美和情感，但这并不能否定任何文艺都是特定时代或社会集团之意识形态的表征这一基本事实。

从哲学阐释学的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的作为“历史流传物”

的文艺作品已然不是它产生时人们眼中的那个文艺作品了。

例如，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周代贵族的礼乐制度及其话语表征、诸子百家的放言高论、“诗三百”

的恢宏质朴、“楚骚”

的哀婉华美，在今天看来都是各自领域“高不可及的范本”

。

然而彼时根本就没有独立于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文学艺术，一切在今天看来属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东西，在先秦时期都是作为一种更加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或附属品而存在的。

对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后人常常称之为“礼乐文化”

。

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意识形态的礼乐文化系统中的文学与艺术。

所谓“礼乐文化”

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公“制礼作乐”

而创造的文化系统，它既是与周代贵族等级制相适应的文化符号系统，同时也是符合贵族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系统。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时代，即从西周至春秋后期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时期，以宗法血亲为基础的分封制和世袭制是这一贵族社会的主要标志。

贵族阶层的身份、贵族在经济与政治、文化上的种种特权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更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或某种侥幸的机会得来的，而是制度所规定的。

这时的社会结构是固化的，也是稳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被其身份所固定，享受着各自的权利，承担着各自的义务。

贵族们的“世卿世禄”

与庶民们的“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同样是法定的。

当时的贵族统治者根据政治、经济上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差异建立起来了一套严密的礼仪制度与相应的文化观念，使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合法化。

而且更为高明的是，他们把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极为巧妙地融为一个整体，使一切文化形式，包括诗、乐、舞及绘画、雕塑等各种审美形式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使文化与政治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

固定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区隔的政治功能借助于通过繁缛华丽、雍雍穆穆的文化形式来实现。

在礼乐文化语境中，贵族们不仅在祭祀、朝会、宴饮等公共活动中来确证自己的身份，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来实现这一意识形态功能。

以“文艺”

或“审美”

的方式来极为有效地达到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目的，这是周公“制礼作乐”

，即建立西周礼乐文明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周代贵族的这一策略为后世的儒家思想家所继承，并随着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汲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说：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

[3]

这段文字十分准确地说明了礼乐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也是儒家标榜的“仁政”

“王道”

“德治”

的主要手段之一。

可以说，贵族时代的文艺或审美活动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文艺和审美，而是一种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的精神活动。

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人们所获得内心体验，如平静与和谐的感觉，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具有深刻的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