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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艺思想的综合性研究问题（第6页）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术逐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过了重新梳理与编排，那原本融汇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文艺思想就被挑选出来，按照时代先后勾连排列，从而建构起了“文学史”

“艺术史”

“文学批评史”

等，这种研究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整理爬梳，即从浩若烟海的书籍中选择并挑拣出符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材料并加以整理；二是概括、阐述这些材料说了什么，一般会列出1、2、3等若干点。

这类研究开始只是一流的大家名作，渐渐就越来越细，直至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即对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物与著述也加以研究了。

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在我们的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差不多一百余年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具有阐释力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其路子越走越窄，最后大都只好归于考据和文献整理一途了。

资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绝对不应该成为全部的研究，甚至不应该是主要的研究，在资料的基础上去分析、论证，从其所言见其所不言，揭示其背后种种复杂的关联性，或追问真相，或建构意义，这才是文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三）功能性

所谓“功能性”

是指文艺思想并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社会状况、文人心态、世风民俗等作为基础性存在的精神表征，也不仅仅是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的“纯审美”

现象。

事实上，康德意义上的那种“无功利的”

的“纯审美”

是并不存在的。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审美现象、任何一种文艺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都与某个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相关联。

而且任何一种审美现象或文艺思想都对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具有某种作用。

对这种作用予以关注，这就是文艺思想史研究中的“功能性”

视角。

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西周时期的文艺思想，“文”

这个概念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

对于这个“文”

，我们可以从“功能性”

视角来研究。

《国语·周语下》云：“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

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

天地所胙，小而后国。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

韦昭注云：“文者，德之总名也。”

[6]这里“文”

不仅是指周代贵族那套典章制度等文化符号系统，而且还几乎包含了周代贵族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

由此可知，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文”

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是贵族趣味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种“趣味”

或文化惯习，“文”

在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在形式到内在规范，都有所表现，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常人之处，主要就在这个“文”

上，其中当然也包含着诗歌、音乐、舞蹈以及钟鼎器物等直接的艺术形式。

但是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

既是那套为贵族等级制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文化符号系统与价值观念体系的总名，也是一种包含着感觉、情感、体验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精神倾向，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贵族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本身。

对于周代贵族制度来说，这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