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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第3页）

西方哲人创造的“逻各斯”

“理念”

“唯一实体”

“绝对同一”

“绝对精神”

等本体论概念的确是彻底脱离了“具象”

的抽象，是人的生活经验中完全不存在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西方古人的思维水平高于中国古人。

理由如下：“道”

“理”

（或天理）也罢，“理念”

“唯一实体”

“绝对精神”

也罢，都不是实存之物，而一概是人的大脑对万事万物的一种理解方式的产物，是只有在人的世界中才存在的东西。

客观世界除了它的自在性之外，别无他物。

“道”

是对这种自在性的命名，“理念”

之类也是，二者无高下对错之分，只是表明人们建构世界的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而已。

用概念和逻辑建构一个看上去很清晰的世界并不比用那些连带着具象的语词建构一个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世界更真实，相反亦然。

这是就建构世界的方式本身而言的。

倘若考察两种思维方式的衍化形式情况就不同了。

所谓“衍化形式”

，这里是指在那种具有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生成的认识和实践行为而言的。

在这里就有了高下之别。

我们可以说，西方人那种纯粹的抽象的思维传统暗含着生成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18]，而中国古人那种把抽象与具象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压根儿就不存在生成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19]。

因此在自然科学这个“衍化形式”

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远不如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效。

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可能性，在一种情境中的长处或有效，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恰恰是短处和无效的。

如果我们把言说的语境转换为人文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有一种思想倾向试图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处理人文领域的问题，试图像解决数学、物理、化学问题那样解决人的存在、审美、人的精神等问题[20]。

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于是从尼采开始，敏锐的西方哲人开始反思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并认识到建立独特的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必要性。

到了20世纪中叶，那种试图用自然科学或所谓“一般科学”

的方法研究人文现象的观点基本上已经声名狼藉了，在现象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哲学阐释学乃至后现代主义等学说或思潮从不同角度人们对“科学主义”

发起进攻之后，以那种纯粹抽象的方式，或者按照哲学史家通常使用的术语说是形而上学的方式在人文领域是不受欢迎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人和东方人普遍具有的那种以具象形式抽象或者不离具象的抽象的运思方式与言说方式就显得更有优势了。

它所独具的那种直接性、具体性、体验性使之更容易接近充满意义与情绪的、瞬息万变，难于量化的人文世界。

其二，“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