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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产生（第3页）

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

这位诗人虽仍勤劳王事，却已到了“终窭且贫”

的地步，也是一个破落贵族的写照。

对于这两首诗，孔颖达、朱熹均以国君不能善用贤士，致使贤士心中幽怨解之，郭沫若则认为二诗乃为破产的贵族所作。

如将二说统一起来，则可视为新的士人阶层的身世之叹。

这类诗在“变风”

“变雅”

中数量极多，如《王风》中的《黍离》《君子阳阳》《兔爰》《丘中有麻》；《小雅》中的《白驹》《正月》《小宛》等，这些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的士人阶层形成的过程。

大量贵族降身为民，但他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庶民阶层，因为他们有文化知识，于是“四民”

之说就出现了。

《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此既言士人与农、工、商等三民一样，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同属于“民”

的范围，又说明他们是“民”

中一个特殊的阶层。

《国语·楚语下》云：“士、庶人不过其祖。”

此言士人阶层和其他庶民在当时“礼”

的规定中地位相近，在祭祀活动中已没有西周之“士”

的特权。

遍观先秦典籍，士人在春秋时期已成为庶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当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由破落贵族组成的社会阶层产生以后第一项伟大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私学的勃兴。

在宗法制稳固的西周，教育由官方把持，基本上只是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据《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其中除“国之俊选”

中或有平民中选拔的学子外，均为贵胄子弟。

到了春秋之时，那些流散民间、博学多才的士人或为生计，或为某种政治伦理的目的，纷纷授徒讲学，于是私学便蔚然成风。

据《吕氏春秋》《论衡》等书记载，郑国的邓析、壶丘子林、鲁国的少正卯等人都曾聚徒讲学，而传说有弟子三千的孔子更因设私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教育家。

孔子奉行“有教无类”

的原则，其弟子中不少人出身庶民。

这大约可视为私学的共同特征。

这样，由于私学的兴起，庶人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文化知识而跻身于士人阶层。

到了战国时期，私学更盛，诸子几乎人人收徒，士人阶层的人数也就急剧增加，成为当时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