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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及对自然的认识（第4页）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1]这是讲天地自然因“至诚”

而得以生成、衍化，以致无穷无尽的过程。

“至诚”

是天地自然固有的特性，同时又是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所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正是讲人通过存养可使自身人格达到自然之“至诚”

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2]了。

这同样是将自然视为人格境界的价值依据。

总体来看，儒、道二家都强调人格境界与自然的联系，这反映了士人阶层在人类社会之外寻求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之最后依据的共同心理，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概括说来，道家有取于自然者是其自在性、本然性，所反对的是人为。

所以道家的人格境界是无知无识，是默而守之，是清静自然。

在此基础上则是精神的澄明无碍，适性逍遥。

儒家有取于自然者是其大化流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以主张积极进取，以德配天，将个体生命融汇于宇宙生命的巨流之中，其人格境界是“民胞物与”

的博大胸怀与力图有所建树的进取精神。

第三，自然是寄情之所。

先秦士人以天地自然来印证自身人格价值，并赋予自然以一切价值的本原地位。

这个“自然”

并不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它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整体把握，是抽象的存在。

对于可见可感的自然环境，士人们则将其视为寄情之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论语·子罕》）这大约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人面对无限永恒的自然发出忧生之嗟的最早记录了。

对于曾点在暮春之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的志向，孔子也深表赞许，也证明着他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之情。

至于老庄，作为隐者，他们是将自然山水视为自己的家园的。

游于濠梁之上，辨鱼我之乐，正是他们的人生至境。

先秦士人在认识自然，理解自然，赋予自然以价值的过程中确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种关系最恰当的表述是“物我为一”

四个字。

万物相生相应，息息相通，这原是原始思维的产物。

无论是借交感巫术以控制外物的企图，还是借虔诚祈祷而求天赐福的愿望，都是以天人相通、物我为一的观念为前提的。

这是人类初民共同的思维方式。

到了文明时期（文字产生之后），随着逻辑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与崇拜信仰分流，从而形成科学与宗教两种精神领域。

在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这种分流初期的两种倾向。

柏拉图主义后来与希伯来人的宗教观念合流而构成基督教精神；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在13、14世纪之后成为近代西方科学理性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