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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人的人格冲突与文学价值观的演变（第2页）

视为赋的基本价值，这更是明确地肯定文学审美特性了。

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个体自我意识的深化，说明士人阶层的自救意识已突破道德层面而向审美境界延伸了。

就人格修养来说，审美境界是较道德境界更高的层次，因为道德是心灵的自律，而审美是心灵的自由，认识到了外在事物的审美价值就意味着士人自救意识的深化，标志着士人个体精神领域的拓展。

从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士人阶层已经十分清楚地感到自己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利益角逐面前是何等软弱无力，他们或者依附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或者只能去建构个体精神世界了。

对后一种士人而言，人的生命存在便受到空前的重视。

在《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先己》《论人》诸篇，都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这正是士人阶层自救意识深化的产物，也是决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化心理基础。

汉唐以后，士人阶层人格结构的变化可以这样来表述：从总体上看，士人人格依然是救世与自救两个维度。

但具体来说，这两个维度均与先秦士人的二重人格有所不同。

就救世维度而言，在先秦士人那里表现为士人阶层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起各式各样的社会乌托邦。

在先秦士人看来，一切现存社会价值，包括君权在内都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造与梳理。

他们或标举“先王之道”

，或高扬“天地之道”

，都是借助形上价值的“道”

来抗衡，制约以君权为代表的“势”

。

在“势”

与“道”

、“君”

与“士”

孰尊孰卑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正体现了士人的这种宏大的抱负。

这说明先秦士人不甘心做君主的工具，而是要与君主争夺对社会价值标准的设定与诠释之权。

汉唐以后的士人阶层远没有这样的抱负。

他们不得不置身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中来寻求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可能性。

这样，先秦士人的救世主义、社会乌托邦理想在汉唐以后的士人这里，就变成了在忠君前提下的建功立业了。

建立社会价值观的努力也变成了在维护、证明君权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君主进行一些规劝讽谏了。

就士人人格的自救维度来说，先秦士人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用功夫，或者寻求心灵的自我充实，道德自律，或者向往心灵的自我解脱，空明澄澈。

汉唐以后士人却将这种纯粹精神的自我拯救推衍为对整个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

诸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以至于“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

等，都反映了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深化。

这种春感秋悲，睹物思情，自伤自怜的情绪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可以说成为整个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普遍心态。

对此，以往论者大都简单地视为士大夫旨趣而不予深入分析，其实，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现象，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着主体方面的深刻心理根源，而且更重要的恰恰是士人追求文学审美价值的心理基础。

这种生命意识使文学从工具主义价值观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情感抒泄的方式，心灵的展现形式，成为陶冶性情的审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