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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社会理想是什么（第6页）

的身份以身作则，希望感化君主。

其用心之良苦实堪钦佩，但效果却几乎等于零。

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谁愿意去做什么圣贤呢？士人想出的另一种办法则是劝君主“无为”

。

老子主张这种办法，一部《道德经》实质上也是说给君主听的。

老子反复讲述“无为而无不为”

“为而不争”

“弱能胜强”

“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道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君主们不要有所作为，这样老百姓就可少受些荼毒，天下就能太平。

儒家也劝君主“无为”

。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下》）《吕氏春秋》亦云：“明君者，非偏见万物也。

明于人主之所执也。

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

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

（《审分览·勿躬》）这都是劝君主要少办事，行无为之治。

但儒家主张君主无为又不同于道家。

道家不仅要君主无为，而且要人人无为，这是“损之又损”

的消解办法；儒家要君主无为却是想使士人有为，即分得更多的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治国之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儒家规范君主的意识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就是对“美刺”

“讽谏”

等文学社会价值功能的高度重视。

尽管儒家士人深知诗文创作本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情所不可免的事，但他们却硬是将情感表现与规范君主的作用统一起来。

这种主张在《毛诗序》中有极充分的阐述，后世儒家如陈子昂的“兴寄”

之说、李汉的“贯道”

之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之说、宋儒的“文以载道”

之说，都是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士人“美刺”

“讽谏”

的文学价值观。

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诗文影响君主，经由君主的中介，使自己的“道”

——治国之术与社会理想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