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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生成规律之二 背离（第2页）

例如，六朝时提出系统文学价值观的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而二者的文学价值观正是对彼时文坛**靡文风的批判与反拨。

齐梁是士人阶层最为沉沦的时代。

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见了，正始名士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自由追求不见了，玄学家游心太玄、追求形上价值本原的精神不见了，士人原有的洁身自好、超越世俗的品格也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就只有对声色犬马、口腹之欲的兴趣了。

颜之推描画此期士人行状时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

饱食醉酒，忽忽无事。

以此销日，以此终年……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驾长檐车，跟高齿屐……”

（《颜氏家训·勉学》）士风如此浮靡，表现于文学创作，自然便是那毫无阳刚之气的“永明体”

与“宫体诗”

了。

只有少数士人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广收博采诸子百家，对当时文坛有所抨击。

刘勰自述撰《文心雕龙》的宗旨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

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又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文心雕龙·序志》）这实际上是要重振以儒家精神为主的文学价值观，目的是矫正齐梁文坛之颓靡文风。

《文心雕龙》中，《宗经》《明道》《征圣》诸篇是为文学创作寻找文化精神的依托；《物色》是提倡情感真实；《风骨》是标举阳刚之美，这些都恰好是齐梁文学所缺少的。

因此，一部《文心雕龙》虽然在篇幅上主要是对各类文体的辨析及对创作经验的总结，但其最大贡献却是提出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取道释，强调形式与内容并重、审美价值与社会功用统一的文学价值观。

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价值观与当时文学创作趋向相背离，故而它虽得到文坛领袖沈约的称赞，却不见对文体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这种文学价值观与文学创作相背离的情形在隋唐以后历代皆有。

元白“新乐府运动”

、韩柳“古文运动”

、宋初古文运动及对西昆体的批评、明代复古主义、公安派的诗文主张，都是在创作和理论两个层面对彼时文坛主流的批判与反拨。

那么，造成这种“背离”

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与特定社会状况的原因以外，儒家士人的救世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文学的工具主义态度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通观种种“背离”

现象，无不是儒家士人自觉规范文学流向的结果。

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士人文学价值观并不完全来自对文学创作的总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某种外在于文学的思想观念。

这一点与西方文学价值观的生成规律颇有不同。

在西方，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创作几乎总是历次文化思潮的前锋。

社会生活的变化首先反映到文学中，然后才形成普遍的文化思潮和文学价值观。

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学价值观大都是产生于文学创作之后的，是作为对普遍文学现象的总结、升华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