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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第2页）

在他们看来，也只有心灵有所寄托，肉体生命的存在才能获得价值依据。

老庄的心灵自救表现为对一切外在价值观念内植因素的自我清洗，亦即对“第二自我”

的自觉拒斥，其方式是向心灵本然自在性的自我还原。

在老子是“致虚极、守静笃”

“涤除玄览”

，亦即“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的体道过程；在庄子，则是“坐忘”

“心斋”

，以至于适性逍遥的心灵自由之境。

对他们而言，在拒斥了是非善恶的社会价值判断之后，人们就从“应该”

原则、“内疚”

心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就能以人之本来面目立于人世之间，而心灵则超然于尘世之表。

它与天地自然之道同在，与古之博大真人相通，从而达于至乐之境。

孔孟的心灵自救之道则恰恰相反，他们试图从“为己之学”

入手，经由自我克制、自我锤炼，即“存心养性”

“求放心”

的过程，找到并培育人心灵中本有的先验道德意识，然后将其“扩而充之”

，使其成为至刚至大的主体人格精神，并将它外化于社会人生、自然万物之中。

孔孟虽在入手功夫上迥异老庄，但其心灵之自我锤炼、自我克制亦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同样是使个体人格精神超越于社会限制之上，达于完满自足的形上境界。

老庄之逍遥自是心灵自由，是人生至乐；孔孟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二者一进一退，一益一损，但殊途而同归，都是士人阶层自救意识的理论呈现，并都起到了个体心灵自我提升、自我安顿的作用。

后世历代士人得益于先秦诸子者良多。

即自救意识而言，老庄、孔孟之学实堪称士人自我解脱之良药。

佛释之学东来，既基于中国士人心理结构中先在的自救意识，又将这一意识推向更加成熟圆融的程度。

陶渊明以老庄之学、玄学精神自救，确然在个人生存方式上体现了清静无为，少私寡欲、归朴还真的人生境界；白居易属恪守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处世准则，又吸取释家大乘空宗思想，于仕途蹇滞之时，得以超然世事伦物之外，成功地实现了自救。

苏东坡更儒、释、道三家并取，并能重新熔铸，开出融出世与入世、救世与自救于一体的人生境界，常能超然于穷达荣辱之上，既能为世为民恪尽职守，又能不因个人得失而忧乐，从而达到古代士人所能达到的最佳人格状态。

陶、白、苏三人，庶几可为历代士人基本类型的代表。

本章主旨并不在探寻士人的救世意识，我们之所以花费一些篇幅谈及这一问题，目的在于为考察屈原、李贽、王国维三位文化巨人自杀之谜确立一种文化观念的参照。

这三个人物都曾为中国古代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不同于那些奉行“文死谏、武死战”

的“世间完人”

。

但他们何以会选择自杀作为解脱之途呢？他们如果秉承了士人文化中的自救意识，则不应有自杀之举；他们如果没有秉承这种自救意识，或者自觉放弃了自救的努力，那么这原因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