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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国维与近现代知识分子之比较（第2页）

在王国维这里，这种机制被他所接受的西方哲学观念给销蚀了。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觉接受并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人远非王国维一人。

可以说，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流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受到西方哲学的熏染，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等人都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发表过各自的看法。

这些人物都是以传统士人文化人格来接受西方哲学的，因而尽管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不全面，却往往能怀着一种文化批判意识来看待它们，并依据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对其加以阐释。

这样，他们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在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这与今天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

这说明，这些领悟了中国文化精神之要义的学者们在文化人格上依然保持着某种自足性，无意于尽弃所学而臣服于西方文化。

因此，他们接受的西方哲学观念，大抵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参证，并被用以丰富他们固有的文化结构。

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之学上承今文经学之脉，下接陆、王心学余绪，在学术文化上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与超越精神，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具有融汇中西的气魄。

例如，梁启超即以佛学唯识论及阳明之“良知”

说与康德思想相印证，认为“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

，是“以良知为命令，以服从良知为道德的责任也”

（《新民说·论私德》）。

又如，康有为、章炳麟等人以中国传统宇宙观来理解康德之“星云假说”

，都是在进行着哲学层面的中西平等对话。

不管他们的见解是否完全正确，但在文化人格上维护了自身的完满自足却是不容怀疑的。

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却有异于上述学者。

就其在接受西学之前的文化心理来看，他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其主要兴趣是在历史一面，而对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不大注重。

从他后来治国学的方法来看，他走的是乾嘉学派重实证的路子，这说明他对今文经学重义理的学术倾向是比较轻视的，对宋学的乌托邦精神也不大理会。

这就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在道德层面的人格自律与求实精神方面，因而忽视了心灵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方面。

他以这样的文化心理来迎接西方哲学，就使他不像其他思想家那样或为了寻求救世之术，或为了给本有之文化人格寻找新的价值依据（前者为维新派、民主革命者及早期共产党人所奉行，后者为保守派，特别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所奉行），而是要追求客观真理，即超越于社会功利目的之上的对自然万物及社会人生之一般解释。

他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

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

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

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

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从这种真理观出发，他对中国固有哲学观念非偏于政治即偏于道德的倾向十分不满。

他所谓真理自然也就不是中国士人思想家包容了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的形上价值本原，这显然是西方以认知理性为内在主体依据和外在评判标准之哲学传统的表现。

他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抵，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

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