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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鲍敬言的无君论（第4页）

（《新语·明诫》）。

这是用儒家人格理想来约束君主。

荀悦也说：“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

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

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

（《申鉴·政体》）这也是以理想君主形象来引导现实君主。

王符在《潜夫论》中开宗明义地大讲古代圣贤王莫不有师，目的是令现实君主尊师重学，这是先秦士人“做王者之师”

气概的继承，也是士人阶层说服君主自觉接受士人文化制衡的努力。

汉代道家士人文化制衡的努力在《淮南子》中有集中表现。

其有云：“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

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

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

名各自名，类各自类。

事犹自然，莫出于己……”

（《淮南子·主术训》）。

既要君主无为，又要君主任下，这自然是希望由士人来代行君权了。

由此可见，士人（无论儒道）对君主的制衡在根本上乃是出于分权的需要。

而一旦士人在政治、经济上有足够的力量与君权抗衡时，“君主无为”

的要求也就自然发展为“无君”

之论了。

鲍敬言的思想正表现了士人文化制衡策略的这一逻辑。

就思想渊源而言，“无君论”

上承老庄、下本玄学，属于道家学术传统；就其社会依据而言，则是士人变为士族之后的社会权力多元化的格局。

自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大有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趋势。

所谓“王与马，共天下”

之说，正是对这种情形的概括。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激进的士族名士就不再满足于以含蓄委婉的方式限制、警戒君主了，他们开始在理论上去冲击君权存在的价值依据了。

因此，“无君论”

是只有在六朝这样一个特定时代才能产生出的思想，但其深层主体原因，依然是自先秦以后历代皆然的士人阶层制衡君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