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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宗羲的文化制衡策略（第3页）

在政治上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在文化上成为君权的无条件拥护者。

他们循规蹈矩，以忠君为基本价位追求，完全失去了士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与超越意识。

他们可以说是士人阶层的异化。

黄宗羲认为这类“小儒”

背离了孟子所张扬的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文化制衡策略，成了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帮凶，这种批评是击中要害的。

第三，明君臣之职分。

黄宗羲认为君臣之间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其共同目标是治理天下、为万民造福，而不存在什么忠君问题。

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原臣》）这就打破了延绵上千年的忠君思想，是将君与臣放到对等的位置来看待了，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进步。

他又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

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

（《原臣》）这就是说，君臣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贵贱之别。

因此，他认为士人仕于君，不应做君之仆妾，而应做君主之师友。

他举例说：“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

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

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

而责之反是，何也？”

（《原臣》）万历皇帝曾于十余年中委政于大学士张居正，致使朝纲整肃、社会安定。

有些鄙陋小儒却责备居正无人臣之礼，而黄宗羲则以为居正做得还不够，还不足以像古代的“王者之师”

那样自尊自重，这种见解是极有胆识的。

第四，政治制衡策略。

基于上述对君主及君臣关系的看法，黄宗羲还设计了具体的政治制衡手段。

其一是明法度。

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乃天下之法而非一己之法，后世之法乃一己之法、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就是说，三代之法是为天下人的利益而设，即“藏天下于天下者也”

。

后世之法则为君主一己之私而设，即“藏天下于筐箧者也”

。

因此，他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的观点，即先要设定公平合理以天下人的利益为依据的“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