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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及其与文学的自觉之关系（第4页）

但在建安时期以前，儒家对“文”

的重视都是为了“用”

，即为文学的社会功用服务。

因此，“文”

——审美特性尚未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曹丕首先提出“诗赋欲丽”

之论，这就等于承认审美特性是诗赋这类文学形式的基本价值，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

其三，高扬文学的重要性。

先秦两汉士人一般都重事功，重德行，而视文章为末事。

扬雄更有“辞赋小道，壮夫不为”

之论。

曹丕则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尽管在这里依然带有某种工具主义倾向，但其主要之点却是强调文章超时空的永恒价值。

这表明，文学在建安士人们那里已经被当作一个伟大的事业来看待了。

它即使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功用，仅其超时空的永恒性就足以令人们趋之若鹜了。

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业——这当然是“文学的自觉”

的重要标志。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说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

的时代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是这种“文学的自觉”

却并非由于“人的觉醒”

，而是由于士人阶层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动**时期所获得的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尚通脱”

的风尚。

由于这种思想解放和“尚通脱”

的风尚，士人们就不再囿于传统儒家工具主义文学价值观之中，而是把文学看成舒泄情感、传达意念的形式，看成一种以审美为基本特性的独立精神活动。

“建安风骨”

的形成，正可以看作是文学得到“自觉”

之后第一次伟大的表现，是诗人们摆脱了名教束缚而获得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的权利之后的必然结果。

建安时期的士人颇有点先秦纵横家的气概，故而其诗文亦慷慨豪迈，极少拘束；他们在思想上挣脱了名教束缚，故其诗文也从工具主义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从而走向自觉。

但是“文学的自觉”

是一个过程，建安诗人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