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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前期士人心态与古文理论（第6页）

但他们又并不对文辞、技巧等形式因素一概否定，而是提倡一种文质并重的新文风。

例如，独孤及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

（《李公中集序》）又如其赞萧立南之文云：“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丽而不艳。”

（《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由此可知，唐代古文家对六朝之文是在批判中又有所吸取的。

通观唐前期古文理论，尽管各家之说不免有所异同，但就根本而言，又都是在提倡一种工具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文论家们大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强调文章的政治伦理价值。

即使涉及艺术与审美价值，那也是为了使政治伦理价值能够更顺利、更充分地得到实现。

王勃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

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

（《上吏部裴侍郎启》）这是要求文章应有益于教化百姓、裨补政事。

魏征云：“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

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

（《隋书·文学传序》）这是将文学视为上下沟通、统一社会的整合手段了。

刘知几痛斥六朝骈文之弊，认为“昔古文义，务却浮词……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这是就文章方法方面提出的要求。

元结自言其为文动机云：“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

“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

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

（《文编序》）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大抵可以窥见唐前期古文倡导者的基本价值取向。

盖此期士人在君权的诱导下，自己甘愿投身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做一个御用的工具，故其对于文章的要求自然亦贯穿了工具主义精神。

古文论者每每以春秋战国诸子之文为楷模，其实二者有极大的区別。

盖诸子之文乃先秦士人社会与人生乌托邦精神之体现，他们为文并非基于诸侯国君主的立场，相反，他们是借文章的形式去建构社会价值规范，而规范的主要对象则是君主。

故而诸子之文无不充溢着一种独立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它们都显示着先秦士人独立不倚的精神人格。

与此相反，唐代古文家之文则表现了为君权服务的强烈愿望，尽管其中不乏慷慨激昂之词，但在根本价值取向上，这些文章却绝无超出为君主所认可的范围。

古文家以及其所代表的庶族士人阶层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没有对价值本原（形上价值之域）的关怀与追问，他们仅仅力争在君主规定的范围内有所作为。

故而，先秦两汉之文是士人阶层社会和人生乌托邦精神的体现；六朝之文对先秦两汉之文的否定是士族文人自动放弃社会价值追求，仅仅热衷于满足自己个体精神需求这一心态的必然结果；唐代前期古文家对六朝骈文的否定是自觉置身于君权系统的庶族文人要求建功立业心理的反映。

在这一“否定之否定”

的循环中，古代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不是越来越强，而是日见其微了。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骈文代表一个时期，古文也代表一个吋期，而造成这种时期划分的直接原因则是士人阶层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心态。

同理，唐后期（安史之乱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也同样基于士人心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