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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救世为核心的三种文化流向（第3页）

宋神宗曾与经术派代表人物王安石有过一段对话：“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

（《宋史·王安石传》）在这里，神宗所说的“经术”

，是传统意义的概念，偏重于“经”

，而王安石的阐释则是将经术视为经世致用之学了。

王安石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看待儒学，从改革时弊、推行新法的目的出发来重新解读儒家典籍，在其所撰《周礼新义》的序文中他说：“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

（《临川集》卷八十四《周礼义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儒家之“道”

这一抽象概念与具体可感的“政事”

统一起来，这就将一般原理具体化为政治策略或手段。

二是将带有颇多虚构成分的“周礼”

视为一种当下可行的“法”

。

其目的自然不是要建立一种如《周礼》所规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新的规范、为国家确定一种可行的政治体制。

但这样一来其政治理想与“周礼”

之间必然不相吻合，为解决这一矛盾，王安石又提出“变”

的概念。

其云：“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

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

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

（《临川集》卷六十七《非礼之礼》）这就是说，如果亦步亦趋地学古人之礼，未必能真合于古人之礼，必须因时而制变，方可得古人之礼的真髓。

这样，他就既把儒家古代典籍当成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理论依据，又不受其约束，食古而不化。

出于改革政治的目的，王安石对当时北宋的文化教育提出批评，其云：“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

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

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

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其执政之后，即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罢诗赋、帖经、墨义，而改试经义。

并与其子王雱、门人陆佃等撰《三经新义》以为取士准绳。

其目的是要培养和选拔有经世治事之才的官吏。

这种政策对于士林风尚及文化倾向有极大的牵引、诱导作用。

王安石对经义的阐发对后来理学家们产生过很大影响。

可以说，宋代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也有王安石的一份功劳。

王安石通过重新解读经典，将儒家之道具体化为经世致用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