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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的几点差异（第4页）

老庄的自然无为是一种人格境界，又是一种社会理想。

而其最终依据却是自然宇宙的本然状态。

大地万物的自生自化，即自然的自在性正是老庄之“道”

的客观基础。

在老庄看来，无为表现为无不为，无价值表现为最高价值，自然的自在性即人格境界与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

这即说，是自然为人立法，人应效仿自然。

儒家的思孟学派同样有以自然法则规定人格境界与社会秩序的倾向。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作为本体范畴的“诚”

其实就是自然的自在性，万物都是由于有“诚”

的特性，方才获得存在与发展的根据，因而“不诚无物”

。

人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修身来完成诚实无伪的人格境界，从而契合作为“天之道”

的“诚”

，如此，便将人自身提升到“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参”

的高度了。

这当然也是效法自然了。

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古人从来就不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他们视自然为家园，栖身其中，并以顺应自然，契合自然为人生追求。

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这种以自然万物为同类的态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自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性，它不仅是人们效法的对象，而且还常常被用来作为士人阶层限制、规范君权的手段。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思想含有这种倾向，宋儒的“天理”

也含有这一倾向。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完美的、有序的、和谐的，人不能去破坏自然的完美与和谐，而是应该取法自然，建立和谐的人伦秩序。

在西方人看来，自然是没有生命的存在，动物的生命是低层次的，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而在中国人这里，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恰恰在生命上。

《易传》谓“生生之谓德”

，又“天地之大德曰生”

。

大化流行，万物萌生，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生命体，人应做的不是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通过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去帮助自然化生万物。

因此，中国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即不是道德自律，也不是博施济众，而是同化于自然，体悟到自然宇宙的大道。

这自然是一种超越的形上价值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