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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学价值观对文学社会价值的不同认识（第2页）

德性之所以是一种适度，第一，因为德性是二恶之间的中点，一恶在过度一边，一恶在不及一边；第二，因为二恶是在感情或行为方面超过或达不到适当的量，而德性则能发见和选择这个中道的或适度的量。”

[3]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以“适度”

或“中道”

为基本特征的“德性”

，与儒家的“中庸之道”

是极为相近的。

从这种伦理观念出发，儒家认识到文艺“入人也深，化人也速”

的社会功用，其核心在于疏导人的情感，使人达到一种“耳目聪明，血气和平”

的心理状态。

亚里士多德也说：“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4]在《政治学》中论及音乐时他也说：“……音乐具有陶冶人们性情的力量，因而应将它纳入青少年教育之中去……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一种同音乐调式和节奏相类似的东西，因而它使一些哲学家说心灵本身就是一种和声，使另一些哲学家说心灵具有和声。”

[5]儒家讲诗的“哀而不伤，乐而不**”

，讲音乐的“中和”

，亚里士多德讲文艺的“陶冶”

和“净化”

，讲音乐与心灵的相通，都是主张通过文艺塑造人的心灵，并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这是对文艺教化功能的深刻认识与充分肯定。

古罗马的贺拉斯也同样强调诗歌“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的功能，并提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

的创作原则。

[6]这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儒家文学价值观同样极为相近。

古罗马另一位重要文艺理论家朗吉弩斯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认为“伟大构思的来源”

只有那有“庄严伟大的思想”

且“精神慷慨高尚的人”

才会有，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从孟子到韩愈的观点也是极为一致的。

这表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价值观与中国古代儒家的文学价值观，在看待文学的社会价值这个问题上，大体上是一致的。

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学越来越冲破了伦理教化的社会价值层面，而趋向于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了。

这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与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到政治彻底变更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文化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先导，而文学艺术更以其特有的灵敏性而成为各个社会思潮的前锋。

是历史赋予了西方文学以重大社会使命。

于是它再不能仅仅满足于劝人行善的温和说教，它必须无情地去扫**一切历史垃圾，去呼唤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文艺复兴那洋溢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对教会、神权、禁欲主义的大张挞伐，到新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对理性精神的热情呼唤，从浪漫主义文学对人个性的张扬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黑暗的无情揭露，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在以冷峻的笔调检讨着社会人生，追问着人生价值所在。

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成熟的五六个世纪中，文学始终以其伟大的批判精神一次又一次地重塑着人们的灵魂，激励着人们面对现实、向往未来。

而文学中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也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现实价值。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却依然迈着昔日的步子缓缓移动着，中国文学也仍旧浅吟低唱着古老的曲调，以致在千百年中居然不曾出现任何新的主题。

魏晋人是风花雪月，唐宋人是雪月风花；唐宋人是劝善罚恶，明清人是罚恶扬善。

与西方“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