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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剧院里的一出家庭剧（第1页）

二、叙事剧院里的一出家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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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布莱希特的《母亲》[5]的首演

布莱希特曾说，共产主义是中庸的（dasMittlere）。

“共产主义并不极端。

极端的是资本主义。”

至于它有多极端，则从它在家庭及任何其他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中可见一斑。

资本主义坚决捍卫家庭，即便在某些条件下，任何一种对家庭生活的强调都会加剧种种非人道处境给人带来的痛苦。

共产主义并非极端的，因此，它不会想到干脆就把家庭关系给废除了，而只是去检验，能否将家庭稍作改变。

它自问：家庭能被拆卸开来么，以便让拆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家庭发挥别样的社会功能？然而，这里所谓家庭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指家庭成员，而是指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

很显然，这其中没有哪种关系比母亲和孩子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

此外，在家庭的所有成员中，母亲的角色是最为分明的：她生育后代。

而布莱希特这出剧提出的问题则是：母亲的这一社会功能可以转变为一种革命性的功能吗，又该如何转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一个人越是直接身处生产关系中，他所受的剥削也就越严重。

在现今的种种境况里，家庭是一个机构，它将女人当作母亲来剥削。

佩拉吉娅·沃拉索瓦（PelageaWlassowa）是“一个工人的遗孀，同时也是一个工人的母亲”

，她便是这样一个遭受双重剥削的女人：一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遭受剥削，二是作为女人和母亲而再次受到剥削。

这位受双重剥削的产妇，她代表了遭受最大程度贬抑的被剥削者。

若母亲们也被彻底改变了，那就再没什么其他人和事需要变革了。

布莱希特[这出剧]所做的是，以变革母亲为对象而进行一次社会学实验。

与此相关的是一系列简化手法，它们并不具有鼓动性，而具有建设性。

“一个工人的遗孀，同时也是一个工人的母亲”

——这其中包含了首个简化手法。

佩拉吉娅·沃拉索瓦，她只是一个工人的母亲，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无产阶级女性这个概念的初始含义。

（Proles[无产者]的意思是后裔。

）她，这位母亲，只有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便足够了，因为最后事实证明，她只用这一根摇杆便可以操作整个棘轮装置，并通过这装置将其母性能量传送给整个工人阶级，做饭从来都是她的事，生育了子嗣的她成了儿子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者。

而如今，这种再生产却已经显得捉襟见肘。

对于她做出的吃食，儿子只是抱以蔑视的一瞥。

尽管这只是对母亲的轻轻一瞥，却让她不知所措，因为她不知道：“你们的饮食里少了肉，｜这并不是人们在厨房里做出的决定。”

[6]她去分发的传单中，写的可能就是上述或类似内容。

她之所以去分发传单，并不是为了要助共产主义一臂之力，而只是想帮助儿子，因为分发传单的命运落到了儿子头上，这是她为[共产]党贡献力量的开端。

通过这种方式，她将自己与儿子间即将产生的敌对关系转化成了两人与共同敌人的敌对关系。

事实上，母亲的这种行为也是适于用来帮助[子嗣]的唯一形式，在此，这种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母亲对子嗣]帮助的缘起处，即母亲围裙上的褶皱。

同时，作为被剥削者们团结一心的表现，这种形式也证明了其在社会中的简洁有效性，而这种简洁性则如同动物性那般，是与生俱来的。

母亲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从上述那种最初的帮助一直延续至最终的帮助，即工人阶级的团结一心。

在交出[工厂里生产的用以制造武器的]铜之前，她向众位母亲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话并非源于和平主义，而是她向她们发出的一番革命号召，[她告诉她们，打算交出铜的]她们出卖弱者事业的同时也将出卖自己孩子们的事业，出卖她们的“（围裙上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