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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第3页）

予固嘉郑君（韬）之义，而刘公之功益昭也。

昭刘公之功而诸先生之教益大也，诸先生之教，无非欲正人心风俗而已。

[119]

学者之教化、地方官之政绩和士民的义行，交织成一幅官民互动、上行下效的政治美景，这样的理想美景绝不仅是一个希望，更是使地方财物可被“正当”

运用以提升私人讲学的重要理由，也是转换私学之“私”

，成为地方民众之“公”

利的重要手法。

另外，地方士绅父老的请愿，也是正当化地方官员赞助讲会和书院建构的重要手法之一。

从纪录书院建构的文字中，我们发现“从诸生请”

“询士民之舆情”

等字眼屡屡出现。

例如，李遂建构衢麓讲舍，乃“从诸生请”

；[120]云津书院的复修也是由于当地士子萧仕和刘朝佐等人之请，地方官才撤去佛像、修复书院旧观；[121]正学书院是在“诸生偕父老以请”

之后，知府高冕始卜官地兴建；[122]程文德兴建复古书院是顺应满足当地士大夫和父老们多年以来的心愿；[123]另外，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煜“因诸生请”

而建仰止祠于九华山，以祀王阳明；[124]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和江西佥事沈谧，建复郁孤山阳明王公祠及安远县报功祠，亦均“询士民之情”

而行。

[125]地方士绅父老的请愿，一方面代表了地方民间的“公论”

，具有正当化官员政治权力之运用的作用；另一方面多强调兴书院、祠王阳明有助于移风易俗，使士民有所矜式。

[126]这样让支持书院的兴修看起来不但毫不徇私，更成为地方官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对的，愿意资助的地方官在士民请愿的声明之下，则强调自己的政治责任，顺理成章地拨用经费、运用权力以助成书院修建的工作。

徐阶在任江西学政时，正逢复古书院的建构，他便强调这是他身为教育官员的责任，而令王鸣凤负责完成此工。

[127]

当然，这些士绅父老们所请愿的未必真正代表地方上的公论，而是本身的兴趣所在，但是身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理所当然地以士民的代言人自居，且在讲学以移风易俗的理想下，借地方讲学和乡会使地方“少长咸奋，强弱得所，税赋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牍焉”

的政治美景中，[128]他们更自信地强调其建构书院之请乃是地方社会中人人乐成的公论。

因此，从地方官和乡绅士子们合作促成书院建构的过程中，热衷讲学的乡绅士子们其实是以地方领导者的身份，把自己的兴趣和理想以地方公论的形式表达出来，又借着具有共识的地方官员，运用政治权力的支持来实现这理想。

乡绅士人们如此的行为不仅直接参与了地方社会的公共建设，更因此加强、巩固其在地方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及势力。

至于影响这样发展的大历史背景，则与明代中晚期以后逐渐形成的乡绅势力有关。

明代中晚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出仕成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许多士人因此选择或被迫从政治舞台上退离，休致回乡，加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直接控制力日趋减弱，使得乡绅、士人和地方官员，在地方社会中拥有更多自主的活动空间。

讲学和书院复兴，应该也受此大历史环境的影响，虽然明代讲学活动及书院，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遭受从中央而下的严重破坏，然而无论张居正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毁书院、禁讲学，或魏忠贤党人基于政治考虑毁书院、兴党祸，其前提都是因为私人聚会讲学的风气已盛极，可见当时乡绅、士人与地方官员，的确在地方社会中创造出一波具组织性的私学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