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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区域的比较（第1页）

五、三区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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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简单对江右吉安府、南中宁国府以及浙中地区阳明讲会活动的差异做一简短比较。

不过在比较之前，必须再次思考史料限制的问题。

导言中已说及本书对阳明讲会活动在三个地区的研究，主要只能依靠方志所提供较概括性的史料，并辅以学者个人文集中较仔细但也较零散的史料，来拼凑出三地阳明讲会史的概况，以及这样的研究必然受到史料性质限制的问题。

在经过这三章讲会史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某些地方志对于该地阳明学者的记录较仔细，甚至布衣学者的讲学活动都有记录，像宁国府的太平县就有不少布衣讲学者以及地方家族支持的讲会记录，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金华的《永康县志》和《东阳县志》内，但其他各县的方志则均较少记录布衣讲学者的踪迹。

到底这种差异的情形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太平县、永康县、东阳县中布衣学者比较活跃于讲学活动，其他地区都没有类似的情形吗？

如果我们以进士总人数作为一地学术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总进士数为例：

表1嘉庆、隆庆、万历三朝进士人数

宁国府的太平县只产生9名进士，而金华的永康县19名，东阳县22名，相较于吉安府的安福（72名）、庐陵（57名）、吉水（37名），或宁国的宣城县（41名），或绍兴的余姚（194名）、会稽县（72名）、山阴县（112名）（表1），我们会发现太平、永康、东阳三县都属于学术文化竞争力较弱的区域。

因此上述的现象很可能反映的是：在学术精华区内学术主张较多元、重要学者辈出，只有非常杰出的学者才能获得地方历史的书写。

例如，我们发现《吉安府志》对布衣讲学与地方小讲会的记载均不多，府志的编者在凡例中说明他们碍于篇幅，大幅删减旧志入传的人数，只能选择声闻甚隆、行为古蹈者入传；相对的，在文化学术水平较低的地区，许多布衣学者的姓名与活动较有机会获得书写，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确实足以代表当地的学术文化。

这种史料性质上的限制与差异不仅提醒我们在理解讲会活动历史时不宜过度武断，也给予我们许多“想象”

的空间，因此当我根据史料说吉安府永丰、泰和等县在晚明几乎已无讲会活动存在时，或许失之武断，如果方志对讲会活动的记载主要依附在著名学者传下，也许实际上一些小书院和小讲所中仍持续着地方性小型的讲会，也许与太平县或东阳县内同规模、受到家族支持的讲会仍然存在，只是它们无法在当地文化学术界上占一定重要性而无法获得历史书写。

既然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仅能反映实际社会活动的一小部分，因此在阅读、处理文化水平差异大的两地，尤其运用地方志书时，不宜只根据字面或资料之有无而轻易进行比较工作。

虽然本书所描述的阳明讲会史不可能是完整的，也碍于史料的限制，许多比较是无法进行的，但如果我们以各地代表性学术表现为焦点，仍然可以看出阳明学在三地相当不同的表现，尤其进入晚明，这种差异更明显。

阳明学在江右确实扎根较深，从16世纪10年代，历经30—40年代几位阳明高弟的努力倡导，直到1600年左右，仍然可以发现没有间断的地方讲会活动，例如，安福县的东山会就有持续六十年以上历史，此地也比较能够追溯地方性的师承脉络。

而且，在江右地区阳明学也确实在当地学术文化场域中取得代表性地位，王时槐、刘元卿等阳明学者更积极参与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在他们所编的《吉安府志》中清楚地表彰阳明学为江右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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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阳明学在浙江地区并无法像在江右吉安府一样取得学术代表性地位，这主要不是因为浙江地区无法培育优秀阳明学者，或参与阳明讲学活动的学者在总人数上明显不如江右，而是因为在人文荟萃的浙江，优秀学者实在太多，学术和文化活动相对多元、丰富，任何一种学术主张都不容易取得霸权位置。

因此虽然我们知道阳明学在浙东和浙中地区有重要的影响，却必须同时注意当地其他学术生态以及不同的学术声音，阳明学在此地与其他宗教思想融合而转化的情形亦特别明显，所涉及的问题亦更复杂。

浙江的王畿和钱德洪虽然在学养、学术名声与活力上都足与江右的邹守益、罗洪先相提并论，但我们在浙江本地却很难长期追溯二人在学术上的传递工作，他们显然没有能够在浙江培育出一群忠心跟随、继续发扬的阳明后学，他们所经营和提倡的讲会活动也散布江南各地，在浙江本乡的成绩反而不突出。

在宁国府的讲学史中我们也清楚看见晚明学风转向的情形，泾县和宣城在嘉靖年间曾经形成由进士级学者共同投身阳明讲会活动的盛况，但是进入万历年间，这种情形改观了，1592—1616年，泾县没有产生任何进士，而宣城的12名进士均不以阳明学见长，可见阳明学已在当地知识精英中消退。

从方志上，我们清楚看到张居正夺情的政治事件严重地冲激了许多学者的政治生涯与生命经历，例如，沈懋学、詹沂、吴仕期等人虽然都有阳明学的渊源，也参与过讲会活动，但刻画其生命表现最明显的不再是讲会活动，而是政治困境中表彰气节，此也拉近他们与东林人士的关系。

[105]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当大江南北各文社热络活动之际，[106]泾县的万应隆（1639年举人）与贵池吴应箕（1594—1645）、宣城沈寿民（1607—1675）、芜湖沈士柱等人合组“南社”

。

[107]后来，张溥（1601—1641）等人在苏州倡立“复社”

，万应隆率泾县人士前往虎丘加入复社（虎丘大会于1632年举行）。

[108]据《泾县志》所记，泾县人士参与复社者，名见于复社录中有23人，另外尚有万麟、邹琪等15人，一时激扬声气，为朝廷显贵所忌。

[109]可见晚明泾县和宣城两地学风明显与其他地区的学术活动相呼应，呈现快速的变化，阳明讲会活动虽不可谓与此毫无关联，但绝不足涵盖、说明此地巨变的学术生态。

[1]王畿，《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6，34b页。

[2]孙应奎，《天真精舍志前序》，见《燕诒录》，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6，12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