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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第1页）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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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学术运动——阳明学——之兴衰。

除了循时序描述阳明学派的建构、后续发展和地方讲会历史外，探讨的内容从学者个人思想内涵、议题论辩、学派内部差异、学者个人乃至群体的行动及其政治意涵，到明代教育与科举制度所衍生的士人群体在社会结构上的变化，及相关社会现象等。

所涵括的向度，从个人内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会层面，乃试图将阳明学置放在明代文化脉络中进行研讨。

全书触及的议题包括：阳明学作为一种私学，它与朝廷官方及程朱官学间的权力关系；阳明学赖以传播的社会组织——讲会，在性质与实际运作上，如何关涉着明代士人群体乃至地方社会中的政治与文化；阳明讲会活动在吉安府、宁国府与浙中三地区的发展历史，及所呈现出的地域性差异；阳明学者如何在道统框架内界定其学术的正统性；讲会这种结集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与学者们对朋友之伦的论述之间的呼应关系；以及晚明江左和江右地区，文化与讲学风尚的差异与对话。

就一本书而言，这样的内容并不算疏漏寡少，而且我认为它对于我们在理解明代阳明学术思想与士人生活实践是有贡献的。

然而，我在导言中已经谈及，本书并没有提出任何对明清之际学术与文化变迁、中国近代化历程，乃至晚明普遍文化的宏观论述。

本书对阳明学的研究，虽然尝试联系明代社会和政治情况进行讨论，然锁定阳明学士人社群为研究对象，在选题上已有限定，所观察、分析的议题，亦自然有社会层级和地域的限定。

而且虽然我们知道，讲会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地方生员，但就史料而言，这批属于中下阶层士人的生员群体，所能留下的史料毕竟很少，本书所能赖以建构的历史图象，仍主要来自著名学者的书写文字。

更何况史料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有其特殊历史，本书并无法针对每一笔史料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细的爬梳工作。

若再考虑作者在进行文本分析和书写时，复杂且游移多变的过程，不仅此书许多论述脱离不了我个人的“一偏之见”

，甚至只能说反映了我个人试图在阅读、学习的人生经验中，捕捉某些意义的片段罢了。

而本书所触及的问题，我也尝试在前面各章节中提出一些看法，导言中又已摘述了全书各章的论点，本已无什么新鲜话题值得在此赘述。

然而为了给书一种首尾兼顾的形式对称，也为了书写者和阅读者进一步的共同思索，我尝试再就本书所触及的议题略作说明。

首先，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阳明学，到底带出怎样有别于观念史研究的新视野？让我从阳明学派建构的问题说起，这问题不仅关系着大部分观念史会处理的议题，如阳明学是如何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出现，与程朱学有如何的对话承转关系，甚至阳明学在长期儒学传统中的地位问题。

它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一个学派从无变有，必须具有相当可资援用的社会文化资本和动能，且必然直接冲激、改变了当时政治和学术势力的版图和权力关系，更会引发不同个体与团体间错综复杂的权力竞争。

前一部分的讨论已不乏其人，后一部分则相对缺乏，因此也是本书格外关注的一面。

我所描绘的是，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和政治成就如何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转换成对其学派建构的有利条件，他和门人如何善用各种优势条件，在既有的学术版图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地位。

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有成效的作为，又如何引发立即的反对声浪与杯葛的动作等。

在学术和学派竞争过程中，双方的论点和行动除了有学术理想的一面，也有关乎实际政治权力的一面，而儒学除了做为个人真诚信念的表述外，也可能被当作一种政治修辞。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关乎个人意图的分辨是不可能有解答的，但至少不同的意图和社会影响是需要被考虑的，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给予儒学（阳明学）的道德论述，一个较厚实的描述，而不至于将其过度崇高化、去人性化。

过去思想史的论著，很少触及这个方向，这正是本书在分析时所努力尝试的。

我试着在强调阳明学讲会的理想是以友辅仁、移风易俗的同时，也说明它有关现实政治利益的一面，对许多希望在仕途上成功的生员们而言，由地方乡绅和官员主导的讲会，是通往成功不可错过的社交场合。

同样地，讲会作为一种由地方精英所组成的社会组织，也必然涉入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发挥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

又如，阳明学者的同门意识和同志情谊，当然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儒家圣学的共同理想与追求，这样的友谊也深切关乎着个人的情感与认同，但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同志连属引发了政治上无情的角力。

而我认为唯有把阳明学置于其生存的历史脉络中观察时，才会比较容易挖掘到这种同时具有学术和政治意涵、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与现实功利考虑的混杂性。

与此相关的，过去许多人简单地把阳明学（或整个宋明理学）与科举功名对立起来，以强调理学家追求圣人之学的崇高，此并不符史实。

虽然有少数理学家是有过“绝意仕进”

的决定，但姑不论这些个别例子是在何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大部分能够充分发声，且发挥影响力的理学家，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和社会领导地位的士大夫。

而且阳明学者之“学”

的理想，并没有排拒科举，而是试图涵括之且提升之。

他们讲学活动所设定的主要成员，就是习举业的生员；所结合的教育形式或官学资源，也都在科举的规制和文化思维范围内。

因此，阳明学在明代虽然是私学，但本书特别强调它与明代科举和政治之间复杂的依违关系。

此当然关系着时代和社会大结构的限制，与个人思想和意志选择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