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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治责任与政治参与（第1页）

第四节政治责任与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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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对一批青年学生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

（WissenschaftalsBeruf）的著名演说。

在演说中，韦伯指出：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功用，是“为世界除魅”

，使人“头脑清明”

；从事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原则是理智和理性，无论理智将其引导到多么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都不能放弃理智；学术事业“不涉及终极关怀”

，只提供事实判断，不提供价值判断，“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教育事业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将学术问题呈现出来，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独立思考；所以，教师不是精神领袖，“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

，“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

，“在课堂上，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

。

[1]毫无疑问，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

，按照韦伯的观点，他们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应该以理智为原则，政治和价值观都应被排除在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之外。

韦伯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在大学史上，这种观点相当流行。

在韦伯之前有纽曼，他说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在韦伯之后有赫钦斯，他说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

[2]。

他们都反对大学染指政治事务。

而且两人都做过大学校长，都在一定范围内实践过自己的理念。

幸运的是，纽曼执掌的是一所天主教大学，由教皇支持，与世俗政权关系疏远，而赫钦斯执掌的芝加哥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这为他们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尽管他们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但他们的实践却远非是成功的。

[3]他们太过理想化了，他们的观点不切实际。

考察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学几乎从未完全置身政治之外，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教会，教会在大学的影响力削弱之后是民族国家和政府，各种政治势力千方百计地对大学发挥影响，促使大学服务于自己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大学更是既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于政治之外。

现代大学是公共机构，主要由政府利用公共资源建立和维持，也接受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捐助，承担公共责任。

政府总是愿意并可以做到采用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要求大学为实现它的规划和目标服务，这些规划和目标有非政治性的，但经常带有政治性，比如，对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治社会化，国家安全，等等。

1958年，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政治权力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教育的影响力，推动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改革，使教育在“冷战”

时代成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

[4]“在南非，一些大学竟然为种族隔离政策摇旗呐喊，而纳粹德国的大学又与反犹太主义者关系暧昧”

[5]。

“**”

时期，中国的教育更被要求为“阶级斗争”

服务，高等教育机构则直接参加了政治斗争。

政府需要大学，正如它需要其他政治经济机构一样。

其他政治性组织、大学的捐助者，也经常试图对大学施加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