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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术自由的思想与历史遗产（第5页）

[13]1723年，在哈勒任教的启蒙哲学家沃尔夫（Wolff）被开除，原因是有人向腓特烈一世状告他的宿命论体系不仅将逐渐损害宗教和道德，而且也将破坏军队和国家的风纪。

惊恐的统治者下令沃尔夫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领土，沃尔夫被迫到马堡大学任教，直到1740年腓特烈二世（FriedriPreuBen，derGroBe）即位，才恢复了他在哈勒的教职。

[14]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争中被拿破仑打败，法国军队占领哈勒，并在随后的和约中，将其并入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Ⅲ）向前来请愿的哈勒大学教授代表团表示：“国家在物力上的损失，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重新获得。”

[15]因此，便以“教学自由”

和“学习自由”

为基础，建立柏林大学。

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和费希特被认为是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而洪堡则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者。

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

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提出国家除了在大学的财政、警察事务及设施的保持和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以外，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在大学内部要维持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16]洪堡提出的举办大学的“独立性、自由与合作”

三者统一的原则与施莱尔马赫的主张相似。

费希特本来是反对国家控制教育的，后来，普鲁士在拿破仑侵略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使费希特放弃了以前的立场，转而支持一种国家主义教育。

但是，费希特不仅坚持教师的教学自由，也坚持学生的学习自由，他说，大学“教师的教学不应该设置限制，也不应该暗示任何学科对他是个例外，即他不应该对大学学生限制他所具有的自由思考和传授独立思想的自由，大学学生已为学术自由做了适当的准备”

。

[17]由于施莱尔马赫（1810年任神学院第一任院长，1815年至1816年任校长）、费希特（第一任校长）、洪堡等人都对柏林大学的办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柏林大学在当时成为研究、教学和学习自由的典范。

柏林大学的创始者和管理者们确立的学术自由的原则，逐渐被人们视为创办大学的基本原则。

当然，在这个原则的实施过程中，也有斗争。

就在柏林大学成立后几年，由保守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控制的“德意志同盟”

为防止学生的民族思想和自由精神引发革命，将攻击的目标指向被认为是各种自由主义运动根据地的大学。

1819年9月，德意志同盟国在卡斯巴开会，制定“卡斯巴敕令”

，主要内容是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监督，限制学术自由，在各大学设置了负有监视教授公开和私下讨论任务的“政府代表人”

（Regierungsbevollmachtigter），并规定各邦有权力和义务罢免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基础的教师。

“敕令”

的公布，标志着德意志各国开始了历史上所谓“迫害煽动者”

（Demag）时期，许多著名的教授受到威胁、罢免和放逐。

[18]

然而，正是这一段痛苦经验，催生了学术自由的宪法保障。

1848年普鲁士革命后，同年10月，为了响应杜宾根大学要求保障学术自由的呼吁，全德各主要大学的代表齐聚耶拿，要求在宪法中保障“完全的教学和学习自由”

。

普鲁士国王鉴于此一致要求，不久便促使德意志同盟废止了“卡斯巴敕令”

，以及其他压制学术自由的法令，并且在当时草拟的《法兰克福宪法》（1849）中，首次列入保障学术自由的条款。

《法兰克福宪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

虽然由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Ⅳ）拒绝接受而使“法兰克福宪法”

流产，但是在1850年制定的普鲁士宪法中，此一条款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学术自由正式成为宪法保障的内容。

这是学术自由成为宪法原则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保留了保护学术自由的条款：“艺术、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国家应予保护并奖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