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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大学自治的内容（第2页）

。

而文部大臣和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在面对大学管理机关提出的任命教师的请求时，仅有“形式的任命权”

，并无实质的拒绝权。

除非在客观上可认为有明显的违法，任命权者有在适当的期限内接受大学任命请求的义务。

事实上，不仅大学的教师，大学领导机关的任命，也通常被认为是大学自治的事项。

德国公立大学的校长由教授选出，由主管大学的政府机关任命。

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的校长由大学评议会选出，请求“任命权者”

批准。

与任命教师一样，若无客观上可以认为有明显的违法，“任命权者”

有在适当的期限内批准大学评议会请求的义务。

[4]

在中国，大学教师没有公务员身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内部工作人员的聘任和解聘，由学校管理制度决定（第四十一条）。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第十条），而教师资格的认定，属政府管辖事项，不能在高等学校内部完成。

而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是由政府任命的，不受大学校内管理制度的约束。

“教什么”

和“如何教”

，涉及大学的专业设置、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及大学对学生要求的学术标准。

这是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

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大学课程就受到外部势力的制约。

在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不能违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在18世纪的德国，大学课程的内容不能“违反王室和国家利益”

；以后，对大学课程又有“政治中立”

（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服务于某个党派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在今天，大学在确定课程内容的过程中，需考虑市场的需求和学生的期望，以及财政的限制；一些国家（比如德国）政府组织的学位考试，限制了大学的课程设置。

但是，大学自主确定课程内容，确是大学自治的传统内容之一。

一般来说，除了要求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之外，政府和社会都会尽可能不干涉大学课程内容的选择，以致由于政府干涉大学的课程内容而引发的争论和诉讼并不多见。

对学生要求的课程标准，也被认为是大学自治的事务。

学生能否通过一门课程的考核，是否达到了毕业标准，由大学独立做出判断，校外势力的介入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在密苏里大学董事会诉霍罗威茨（BoardofCuratorsVs.Horowitz）一案，美国法院即认为，对于基于学术原因而开除学生的决定，必须基于学校官员的判断，因为“法院特别地欠缺去评价学术上表现的能力”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认了高等学校自主决定教育内容的权利：“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第三十三条）、“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订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第三十四条）。

教育法及其他的相关法律同时规定了高等教育选择教学内容的一些原则，比如，不能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一些部门有时也会发布决定，要求高等学校设置诸如思想道德课等课程，但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政府确实不像对中小学课程一样，发布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