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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第1页）

第三章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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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其年岁大小，他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任并以全副身心感受到这一责任。

他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当某种情况来临时，他会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1]

——马丁·路德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化的进程、社会期望的改变、新公共政策的调整、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诸如此类的因素对大学提出了预想不到的挑战。

为应对各种挑战，大学通过提供服务和产品，以全新的方式对外开放的同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

的问责和审查。

富迪（FrankFuredi）如此描绘今天的理性与非理性思想混杂与交汇的大学场景：“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

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

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

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

[2]

曾几何时，大学就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理性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微观公共空间。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Coser）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就通过“追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揭示出社会与政治的状况如何支持或阻碍他们的理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中影响和铸造了西方的理念世界。”

尽管知识分子所捍卫的理性、正义和真理等抽象观念往往正是不被“官僚主义”

与“经济主义”

掌控的资本场域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然而在科塞的眼里，知识分子首先是拥有“理智”

的人，同时又是理念的守门人，即“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3]，他们从绝对的理念出发，把现实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致力于挖掘种种社会弊病及其根源，从而促进社会的自我救助与完善。

科塞笔下的“理念人”

正是运用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能，以独立超然的姿态处于社会之中，而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过去的几个世纪，作为“理念人”

的大学学者正是凭借理性共同体的制度形式提出了各种问题，并坦然应对它们，从而参与并推动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历史现象。

但是，如果今天“由于大学已经成为了知识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大学就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学已失去了它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

大学缺少整体原则，即缺少不仅为其成员提供知识，还要为他们提供控制尤其是自我控制标准所必需的完整的理性”

[4]，那么，就可以说，现代大学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出发点：由于各种思想的交汇，大学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而成为各种模型的可能性都可以考虑的地方；作为一个曾经向社会提出一大堆问题的机构之一，但现在却由于遗失了往日的制度形式而成为出现一大堆问题的地方，亟待人们重新予以关注，再度思考。

今天的大学到底仍然是一个能承载提供深度的批判思想与引人遐思的高尚文化机构，还是已经部分放弃历史上自由与沉思的理性，成为“一个走向荒废的机构”

（aruiution）？显然，如果要尽量避免妄下结论，我们仍然需要暂时回到诞生并哺育现代大学并赋予其理性精神的母体——中世纪盛期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深入评析自中世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到处于理性化“铁笼”

中的大学的理性表现及其行动方式。

显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历史清晰地描述并总结如下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机构，哪些人会聚其中？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其次，大学作为社会有生命和活力的机构和群体，大学及其学者的理论和生活的具体环境、兴趣、价值趋向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后，大学作为一种理性的学术共同体，究竟是否选择理性知识与客观真理作为其坚实的根基？大学理性如何呈现在传统的大学精神与现实的生活环境中？

自从1088年意大利诞生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博洛尼亚大学（UyofBologna）以来，对“大学（uy）是什么”

的追问就一直没停止过。

从哲学意义上说，“大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