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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从知识分子到学者（第1页）

第四节从“知识分子”

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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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使用的“知识分子”

概念既模糊又混乱。

希尔斯在《国际社会百科全书》“知识分子”

的条目中界定知识分子为“比他们那个社会其他的人们更为频繁地在相互交流和表达中，以广阔的视野和抽象的符号关心人、社会、自然和宇宙”

[1]。

有研究认为，正是20世纪初源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创造了知识分子的概念。

在知识分子这种由不同职业的人士组成的集合体中，知识起着核心的作用，它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帮派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

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

实质上，“知识分子”

一词呼唤着“知识者”

传统的复兴，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三者的统一。

[2]但据勒戈夫的研究，“在学者、讲师、教士、思想家这些词汇中，只有‘知识分子’一词确切表明一个轮廓清晰的群体：学校教师的群体”

[3]。

因此，他推断知识分子出现在中世纪的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流行。

进而，他确切地指出，“知识分子”

主要以中世纪大学校园的教师群体为代表，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这个群体的最明显特点就是把个人的思想天地与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

这一群体在中世纪已经得到明确的限定，“知识分子”

本人也在中世纪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并努力为自己找到这个称呼，以代替“教士”

（Clerc，同时指神甫和学者）那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4]，即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

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

[5]显然，作为20世纪50年代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勒戈夫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引发了史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热潮；而且，知识分子概念的意义主要体现于“把注意力从机构转向人，从理念转向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和思想品质，并把中世纪大学的这一现象置于一个历时长久的联系之中”

[6]。

桑蒂尼针对12世纪末建立的摩德纳大学而做的一项出色研究中，进一步阐发了该概念：“‘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入进行研究。”

换句话说，正是在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呈现出新的精神景观的根本特征及其背景下，比如劳动分工、城市、新的机构、一个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的文化空间等，诞生了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群体；而且，中世纪知识分子并不背离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模式，即知识分子渗透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是社会的“有机”

组成部分[7]，因为它们首先是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各大学越来越成为培养高级官员的场所，并由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大学的自由，或多或少发展成为持批判态度甚至走向异端边缘的知识分子，如阿贝拉尔、阿奎那、西格尔、威克利夫等。

[8]可以说，13世纪的知识分子拥有经院哲学的方法，以图书和文献作为教学的主体，经历了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平衡、分离的阶段。

然而，知识分子由于普遍参与教会事务，几乎不能从事教学，对大学工作本身会带来不良后果，造成学生学习不规律，水平下降。

由此，出现了知识分子与社会服务之间的“悖论”

，即“当大学学者大力宣称其在教会统治中发挥作用的权利时，大学却自我封闭了其生涯，教学水平也下降。

他们试图在整个基督世界中讲话与行动，却将他们享有尊严的机构本身分裂、变小，更增加了他们企图的非现实性”